说杰宏．贝尔挑衅，挑战的是观众对舞蹈的既定想像与定义，从思想出发的他，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激进的提问，但处理的态度又透露出法国人擅长的幽默感，让人惊诧之余，又不得嘴角漾起微笑，去思考杰宏．贝尔丢出的问题……。
《两人十件》Nom donné par láuteur
一九九四年发表的《两人十件》Nom donné par láuteur，是杰宏．贝尔蛰伏了两年，钻研法国思想家如米歇尔．傅柯、罗兰．巴特等人的哲学后，既编又舞的处女作。 其法文原名，意指「由作者给予的名字」，试想，每出剧的名字不都是作者起的吗？贝尔多此一举的废话，难道不是在讽刺身为作者独拥创作的霸权吗？似乎也借此引导出此剧的中心意旨：意义是被主观给予的，就像舞台上四个代表东、西、南、北的法文字，被随意地放置与变动，仿佛方位可以被任其定义似的。
整个作品没有语言、舞蹈，也没有配乐，只见两位表演者一身便装——Ｔ恤、牛仔裤、运动鞋，对坐在舞台中央，脚边放有十个物件——吸尘器、吹风机、溜冰鞋、球、字典、纸钞、盐罐、凳子、地毯，透过不同的组合与使用，这些物件在日常生活上的既有功能被抽离，意义被转换。于是，盐巴绘成了凳子的影子，吹风机翻著书页，吸尘器努力吸取字典的知识，地毯成了书签，表演者被当球踢……，诸如此类，时而荒谬可笑，时而产生饶富趣味的新意，又时而创造超现实的意象。尽管没有故事、没有情感，却有无限的空间留给观众去思考、想像，也有无限的幽默，引人会心一笑。
《杰宏．贝尔》Jérôme Bel
杰宏．贝尔将一九九五年的创作起了自己的名字，可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出场，刻意地名不符实，刻意地强调作者的著作权，转而反讽作者，沿袭了处女作对「创作者」的质疑。贝尔自承得罗兰．巴特《文学的零点》的启发，企图探寻舞蹈、身体的零点。于是，他让四位表演者全裸，所有的戏剧要素如舞台、灯光、音乐，也都被简化到极限，舞台上只有一面黑墙为背景，全场唯一的灯光则来自一只赤裸的电灯泡，由一个年老色衰的女演员持著，音乐则由另一位女演员清唱〈春之祭〉，他们分别代表了爱迪生（Thomas Edison）以及作曲家斯特拉温斯基（Igor Stravinsky）。另外两位舞者，一男一女，则在墙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年龄、身高、体重、电话号码、甚至银行存款，至于是真是假，无从得知。
这对男女，不带丝毫情感地，陆续用口红在自己或对方身上写字、绘图，一幕又一幕，逸趣横生：女舞者先自己画上紧身胸衣，后请男舞者为她「拉上」背后的「拉链」；画在她肩背上的心脏，竟神奇地跳动；最令人傻眼的一幕，自然是两人面不改色地当众撒尿，还捧起一地尿水，拭去墙上的文字，体液成了身分清除剂。在此，身体被转换成了投影面、画布，而选择口红，也隐约传达身体与情色都是人工塑造的产物。连身体的自然反应，如发红的皮肤，在口红的印记下，都变成了「伪妆」的结果；搔痒的「笑」果，也被脚底的「HA！」文字掠夺而去。于是，我们看到的「身体」，完全服膺在文字与图示之下，全然地被操控著，不再拥有主体性。
《杰宏．贝尔》非关色情，非关挑衅禁忌，那么到底关于什么呢？尼采曾经指出，「我们的肉体不过是一个社会结构」。我们对身体的所有认知，都是建立在符号、语言与社会规范上，所以我们对裸体无法处之泰然，所以我们会视裸体为伤风败俗、或是艺术美。既然没有所谓真实的、自然的肉体，是否也没有真实的自我与身分认同呢？人难道不也是一直被社会规范、语言操控著吗？而这些正是贝尔留给观众思考的问题吧！
《泰国制造》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
杰宏．贝尔在新加坡友人唐富权的「撮和」下，与皮歇去年在曼谷结识，并合作《泰国制造》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才出笼不久，便成功地袭卷了欧亚艺术节与各大城市。说是演出，不如说是两位艺术家的平实对话，两人都是一身便服，席地对坐，由贝尔起头询问皮歇的身分、职业、学习箜舞（泰国面具舞）的背景等等，接著皮歇提类似的问题。皮歇与贝尔，一个严谨认真，一个幽默逗趣；一个信仰虔诚，一个科学质疑，两人形成强烈对比，赋予此剧无限的戏剧张力。
从个体、舞蹈出发，延伸到宗教信仰、死亡、艺术认知，他们清楚展现了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箜舞以充满诗意、柔美的肢体表现暴力，贝尔不置可否地点头，「嗯！的确很暴力！？」对箜舞服侍国王，无关社会，贝尔答道，「法国人不喜欢国王，便把他宰了」，更遑论去娱乐国王了。而贝尔未婚有子，令皮歇无言以对；对贝尔意欲裸体坦诚相见，皮歇更急忙制止。然而同时，他们却也不断地显现之间的雷同，于是，贝尔在古典芭蕾找到了与箜舞对应的历史，皮歇认为不信神的贝尔所追求的舞台「当下」是很佛教……。诧异之余，仔细深思，不管文化的外在体现多么的不同，其根源与本质其实如出一彻。
尽管，贝尔探究箜舞的过程，显现了欧洲中心主义，而皮歇也有他无法逾越的障碍。然而，他们把既有的、无可避免的有色眼光与局限暴露给观众看，如此的忠实，令我深深感动。此外，两人客观地示范各自的舞蹈创作、解释对舞蹈的认知与理念，这当中，不企图操控对方，也没有像传教士般地、强加个人思想给对方或观众，更无意取悦彼此或娱乐观众（尽管大家都看得很开心，显然还是被娱乐到了），是这样的「安全距离」使这个作品，免于落入文化剥削或异国情调的泥淖里，也留予观众许多空间，去反思自己的有色眼光，去选择自己在这两个文化座标之间的位置。而这才是文化交流的真正起点！
文字｜林冠吾 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