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我四年前在上海，参加电视剧「半生缘」演出，认识了当时的导演之一胡雪杨。胡雪杨是巨蟹座，感情丰富，对演员观察力特别细腻；跟他合作，对演员来说是会有收获的，所以我参加了他的新片《上海一九七六》。

一部电影如果主题过强，容易有骨无肉，生动不起来；如果细节过强，容易成了一盘散沙，失去故事张力。胡雪杨非常明白这一点。

在昔日的劳改营里回到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对全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最重要、最紧张，也可以说是最疲惫的一年。那年，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相继失去了三个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上海一九七六》是叙述两个家庭长辈之间与子女之间的故事，简言之是透过剧中人的故事，来阐述当时的上海大都市里活著的人们，一种生存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对全世界来说，各有不同的观点，当然要以中国人自身的观点最为重要。对没有经历过、却又都是中国人的台湾而言，很自然地会把「文革」看成是一段深沉哀痛的岁月；可是在《上海一九七六》的北京记者会上，胡导演称那年代为「撼天动地」。我觉得也蛮好，人总是有超越各种痛苦的能力，从痛苦中继而平静，继而走出来，继而悲天悯人地回头一望。

当一个人不再自怜，抱怨就会停止，真正的成长也就开始了。

我喜欢这部电影的精神：一个人只要是去关怀去爱他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是天使。

我在这部戏里主要是和一位法国演员演对手戏，他是法国的一线演员，名字叫做让．雨果．安格拉德（Jean-Hugues Anglade），我们都叫他「让」。一般他都是很谦虚地就「让」了！他主演过许多好片，在中国最出名的是《巴黎野玫瑰》，以及卢贝松导演的《尼基塔》（台译《双面女蝎星》）。五十岁左右，很放松、很内敛。资深演员，往往就像一个资深鞋匠，或是资深运动员，资深厨师，只要一接触，不久就会互相闻到对方的功力，或者是听到对方「专业的领域有多深、多广」。

我们两个同一天在上海下飞机、见面、出发去安徽省宣城，到郊外一个叫白茅岭的山村，当年有个大的劳改营，我们的戏都在哪里面拍。摄氏零度左右，没有空调，热水有限，住宿环境不比劳改营好到哪去，但心当然是自由的。

从一见面，我们都很平和地在注意对方，和不注意对方。我算是老大陆了，他第一次来中国，凡事都新鲜，用法国式的礼貌和轻声细语问答各种问题。我也算是资深演员了嘛！所以很自然地就用很烂的英语放松地跟他聊，我最喜欢看到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表情，法国人「刻意中的随意」在他脸上表露无遗。

拍戏前，我们就要设法去发现对方，以及令对方发现自己，让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尤其是这两个角色。

一个法国传教士与一个国民党特务

他演一个从法国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与一个舞女发生了感情，生了异国血统的孩子，受到「文革」冲击进了劳改营。外在生活当然难免饱受折磨，可是内心却宽广得过度，以致半夜睡觉经常大笑出声，能把一整条走廊的牢房都吵醒，变成他的一个问题。

我演一个国民党特务，空降时被逮到进了劳改营。我在劳改营已经八年，他则刚来不久。全世界的情报员都应该把自己严格训练成一个没有特征的平凡人，不感情用事，永远不怀疑自己的目的；只是悲喜从不形于外，但不能凡事都无动于衷，那就不是人了，是机器人。这是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两个浑然不同的角色，来自境外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个性，在严密的监督下，睡上下舖，一起劳动，上思想课，却也能安安静静地形成了双方交往与信任的友谊，居然利用各自的特长合作：他在心里构思创作了一部有关人权与法律的书，但不能写出来，我就用情报人员的特长把经常在念的毛主席「老三篇」改编成密码，出了劳改营后，我再帮他破译成书，在法国出版。

他后来死在牢里，为什么呢？一九七六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天，举国悲痛，如果你笑，或梦话说得不得当，都会引起严重的批斗，在那年代，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又做梦，梦见他和他的情人在天堂里，美丽的对话，所以他睡著睡著又笑出声来，而且是大笑，全部的人被他吵醒，看著他，他笑醒后，愣在那边看大家，转身看了我一眼。我这个情报员，居然掉下了眼泪，双方眼神之间，都知道，他这回死定了。

他的表演，我非常欣赏，而且成功；我们这两个演员，是从陌生很快地就能互相信赖。让．雨果．安格拉德，胡雪杨导演，以后很希望能跟他们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