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英国 想想自己 |
两厅院艺文广场上观看厅内演出户外转播的观众
两厅院艺文广场上观看厅内演出户外转播的观众(国立中正文化中心 提供)
两厅院20周年特别企画Feature 表演艺术MIT 启动台湾印象之钥 深度观察

看看英国 想想自己

台湾表演艺术品牌的观察与思考

谈品牌应要有形象与内涵的一致性,如果政府关心台湾表演艺术品牌,应该要问台湾的品牌是什么?要用多少投资去维护这个土壤里南来北往的历史、东西融合的文化养分,要用多少投资来反映台湾的鼓励创新与冒险,好让一代一代的艺术家在其间得以思考反刍,让表演艺术是在台湾人文化生活的核心里,而不是在消费市场的边陲里。

谈品牌应要有形象与内涵的一致性,如果政府关心台湾表演艺术品牌,应该要问台湾的品牌是什么?要用多少投资去维护这个土壤里南来北往的历史、东西融合的文化养分,要用多少投资来反映台湾的鼓励创新与冒险,好让一代一代的艺术家在其间得以思考反刍,让表演艺术是在台湾人文化生活的核心里,而不是在消费市场的边陲里。

台湾表演艺术开始有「品牌」的想法,差不多在九○年代初开始,在此之前艺术家的品牌常常高于表演团体,这当然,因为艺术家是其中的灵魂。因此,「品牌」意识的出现,也意味著那个台湾经济的黄金时代,表演艺术更知道用组织的方法接近市场。

搞艺术要搞成品牌那也应该,毕竟品牌代表差异性和竞争力,用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从自身文化脉络里发展出的原创活力,相当程度地也反映了台湾之于中国在美学上的差异性与承自传统的优越感,这是艺术家的成就。

在台湾,经营表演艺术团队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二、三十年前,七拼八凑,懵懵懂懂开始一边找钱,一边创作的路,「不小心」受到台湾观众的欢迎,那就已经是丑小鸭变天鹅了,因为政府官员可能比较容易看到你;如果还「不小心」受到国际艺术节或国外剧院的邀请演出,在政府支持下出国,八○年代中期扬眉吐气地叫它做「文化出击」,九○年代是山不转路转的「文化外交」,国家出钱,艺术家出力,站在国外舞台上,官民俱与有荣焉,热泪盈眶不在话下。

野地里开出花来,但野地依然贫瘠

一九九○年当代传奇剧场创团作《欲望城国》登上英国国家剧院的场景,最能说明这种「红叶少棒」情结,当时它不仅是表演艺术圈里的一件大事,也是驻英代表处的外交代表作,被包围在一种两岸外交较劲,以及台湾在后殖民时代里,追求国际认同的热切心态,舞台上下的台湾团员连同媒体记者在内,仿佛在打一场文化圣战。但相对地,它却只是英国国家剧院每月上演的节目之一,英国国家剧院工作人员用平常心看待,所有的制作流程有一贯的作业程序,所以搞得剧院制作人及公关部门头痛不已。

好不容易,那种急著要让别人认识我们的年代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家站在国际舞台上一派自信。但文化却依然不是我们的国家形象,现在连外交都免用,「台湾之光」叫得震天价响,是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片面欢腾,野地里开出花来,但野地依然贫瘠。如果文化力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形象之一,近几年政府对推动台湾表演艺术品牌的只问收获不问耕耘,反而使得表演艺术本身充满了盘根错杂的情绪。

不管什么时代,台湾表演艺术团队面对国际媒体及西方观众时,就像洋基球队里的王建民一样,都要承受双重压力,一是艺术评价上专业的压力,二是满足国家情感需求的压力。不像科技或制造业,追求国际布局或全球品牌,是产业升级上不得不走的道路,表演艺术必须本身即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语言的时候,它才能变成一种全球品牌,然后通过它的光环,被讨论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力与包容力,把「台湾之光」或「台湾品牌」喊在前面,会让我们无法用专业对待专业,这是我说的复杂情绪之一。

这其中的情绪还包括对国家政客浅碟视野的不满、对政府官僚主义的抱怨、对创作人才断层的焦虑、对市场规模太小的无奈、团队不谙经营管理的挫折。表演艺术于二○○三年被政府列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项目之一(正式项目名称为「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的意义应有两种,一是“commercialization”(商品化),一是“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如果是前者,就看市场规模、看获利率,如果是后者,就看活动价值链的规模与品质,其中的指标可以包括就业人口及参与艺术人口等等。我不知道政府所期待的表演艺术,在文化创意产业之列里要用什么指标来看, 但我们来看看英国吧。

投资艺术发展,打造更优质的英国人民

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最新出版的二○○七报告里,过去十年里,投入艺术的预算整整成长73%, 加上来自乐彩基金的投入有两亿英镑,让许多艺术机构如美术馆、剧院、交响乐团等起死回生。英国政府乐此不疲,艺术让国家有面子又有里子,因为人民享受到艺术的好处,有79%的英国人支持公部门应继续投资在艺术发展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投资?英国政府认为,因为它将提升人民的智能、心灵及生活的品质,「让人民用不同的眼睛看世界、理解彼此不同的背景,成为具有创造性思考的人民。」(引用前首相布莱尔语),而这就是艺术对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

这些话听起来不实用吗?错,站在品牌经营上,布莱尔从「形象」经营起,而如果未来要走的是创意产业,人民对美的品鉴力、想像力、建构力,对新事物的冒险与创新能力正是国家品牌重要的条件之一。艺术投资在政府投资的绩效指标里包括:艺术欣赏人口、新艺术计划得利的人口、剧院里新制作的成长数、观众参与艺术活动的比率、由艺术文化而带动的旅游项目、少数族裔参与艺术的比率等等。

表演艺术会永远待在受补助的一方,英国艺术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 从这里养成出来的人(包括艺术家与人民)后来投入到各类创意产业里,成为英国近年来创意产业每年以 6% 产值成长的重要核心。英国政府不是为了表演艺术而去补助表演艺术,而是为了国家要朝一个更开放更尖端的创意之国发展,前任首相布莱尔今年三月在泰德当代艺术馆的一场演说里,形容过去十年是艺术上的黄金岁月(Golden age for the  arts ), 「这不是政府的政绩,」布莱尔感性地说:「我要感谢艺术家们,因为你们而让整个城市改变。」

只有1.6%的台湾人看过台湾表演主力的团体演出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台湾吧。刚好文建会最近委托中华民国表演艺术推展协会完成「2007表演艺术产业调查研究」, 这份研究显然比较是从市场规模去看「产业」,针对国内266个已登记的表演团体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二○○五年台湾表演艺术的总支出约21亿,总收入为17亿8284万元,其中有六亿多来自政府补助,扣除之后真正的「产值」为新台币十一亿余元,年度还倒亏新台币三亿元左右。

我无意去和英国比较数字大小或多寡,但基于是一份官方委托的研究报告,我比较的是在研究设计上,政府在艺术政策上所站的位置。英国把艺术补助视为「投资」,是国家创意产业的基础工程,英国公部门视与表演团体的关系为伙伴关系,因此放在「成本」项上,然后再设计出绩效指标。但台湾则是放在团体「收入」项上,从国家观点来看,也就是不做投资,只做补贴。

也难怪政府不投资,因为在总结里除了「总收入」之外,唯一看到的两个「产出」指标,一是全年台湾表演艺术总场次(11,827场)与观众数 (其中售票观众约为110万人次,非售票观众约为260万人次),算起来,只有0.05%不到的台湾人曾经买票看表演,就算我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所有观众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6%的台湾人曾经看过几乎称得上是台湾表演艺术主力的266个表演团体,我们还要谈输出吗?

表演艺术被摒弃在政府要发展的创意产业之外

我又找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历年年报,二○○五年申请总件数为1393件,比起一九九七年的1603件,足足少了210件,减少13%,而补助金额也比一九九七年还要少。再翻开两厅院出版的《二○○五表演艺术年鉴》,与二○○四年相较,新制作的件数减少了11%(分类别分别为音乐节目少了12%、戏剧少了10%、舞蹈少了15%)。如果从数据来看,表演艺术事实上一直被摒弃在政府要发展的创意产业之外。

谈品牌应要有形象与内涵的一致性,如果政府关心台湾表演艺术品牌,应该要问台湾的品牌是什么?要用多少投资去维护这个土壤里南来北往的历史、东西融合的文化养分,要用多少投资来反映台湾的鼓励创新与冒险,好让一代一代的艺术家在其间得以思考反刍,让表演艺术是在台湾人文化生活的核心里,而不是在消费市场的边陲里。

 

文字|卢健英 舞评人、资深艺文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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