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本期刊出黑眼睛文化「剧场手边书」系列的第二本书《波瓦军械库：预演革命的受压迫者美学》精采摘要，针对「社区剧场」提出精采的见解。该系列由牯岭街小剧场策划，耿一伟主编，是一项长期的出版计划。以手边书的亲和形式，兼顾前卫、时代性、深入浅出的考量，尤其注重以个别作者对国内现况的观察，提出有用的论题方向，弥补中文出版的空缺。
大约从二○○○年开始，戏剧教育、社区剧场、应用剧场等相关的研讨会与研习营已越来越多，几年下来，不仅从事教习剧场的团体变多了，地区的分布更广了，和国际相关领域的交流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成为许多从业者不得不认识的一位剧场先驱，他的理念和技巧，即使以当代世界剧场的高度来看，其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的。
这本小书第一章介绍波瓦的生平背景，第二、三章介绍他从受压迫者剧场到立法剧场（legislative theatre）的几个主要概念与技巧，第四章则介绍英国教习剧团GYPT和波瓦受压迫者剧场之间的「相遇」，这样的例子在国外几乎数不胜数，我之所以挑选GYPT，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参与过当年的互动剧场研习营，比较熟悉，二方面也可以让相关从业人士回头检视过去十年来台湾在教习剧场方面的成长历程（注），第五章则以一场研讨会的记录文章，作为本书正文的结束，但这并不代表受压迫者剧场在台湾经验的结束。
波瓦的生平与时代背景：流亡与返乡（1971以后）
出狱之后（编注1），波瓦开始了海外流亡的人生，途经阿根廷、秘鲁，他的第一本书《受压迫者剧场》，就是一九七四年在阿根廷出版的；后来他又辗转流亡到葡萄牙，最后来到了法国巴黎，在这里他一直待到一九八○年代末期才又回到巴西。他的被捕下狱与出狱流亡，也让创团将近二十年的阿利那剧团（编注2）摇摇欲坠，先是阿如汀（Luis Carlos Arutim）导了一出内容贫乏、了无新意的关门之作《甜美的拉丁美洲》Doce América Latina，紧接著就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吹熄灯号，后来虽然阿如汀仍以出租场地的方式来苟延残喘，但剧团终于还是在一九七七年寿终正寝。
在流亡巴黎的十二年期间，波瓦开班教导剧场作为革命工具的方法与技巧，积极地发展受压迫者剧场的理论，并且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受压迫者剧场中心（The Center of 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in Paris，CTO-Paris），还在一九八一年主办第一届「受压迫者剧场国际艺术节」；他也不断地接受世界各地的邀约，面对众多的教师、囚犯、演员、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师等，主持一系列的受压迫者剧场工作坊。
除「外在压迫」的实践，也探索「内在压迫」的种种
一九八五年，巴西举行总统大选，由自由阵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提名的坦克雷多．内维斯（Tancredo Neves）和荷西．萨尔内（José Sarney）分别当选巴西的总统和副总统，长达二十一年的巴西军人独裁统治政权正式宣告结束，恢复民主政治。波瓦也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当中回到巴西，直到今天都住在里约热内卢，他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了里约受压迫者剧场中心（The Center of 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in Rio, CTO-Rio），他也和各种社会团体与不同族群的人进行训练与制作演出的工作，包括家庭主妇、女佣、同性恋、佃农、黑人学生等。
流亡法国期间，他除了「外在压迫」（external oppression）的实践之外，也探索「内在压迫」（internal oppression）的种种，这方面的工作成果，后来写成了《欲望彩虹：波瓦的剧场与治疗方法》The Rainbow of Desires: The Boal Method of Theatre and Therapy一书。写这本书的同时，他正在替巴西劳工党竞选里约热内卢的立法委员；在书中他检视了自己近四十年的剧场工作，他发现在南美洲从事受压迫者剧场时，所面对与处理的多半环绕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强权欺弱、低廉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等议题，但反观西欧人所面临的，却不外乎是寂寞、空虚、恐惧、社交封闭、漫无目标等现代文明所产生的精神症候。面对这个议题性的转变，波瓦发展出一套新的技巧与理论，来适应受压迫者剧场从拉丁美洲转移到欧洲的文化脉络变迁，他形容欧洲人的精神状态是由「脑中警察」（the cop in the head）所致，这种内在压迫的力量，使得他们无法采取政治行动，波瓦相信只要将脑中警察揪出来，就可以进行内在解放的心理治疗；这个理论脉络的发展，在许多层面上可与戏剧治疗进行合流、对应、比较与应用（请参阅第三章）。
波瓦曾说过一则「政治救生员」（The Political Master Swimmer）的寓言，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位救人无数、且经常心怀天下苍生疾苦的救生员，有一天他在游泳池边阅读著马克思、恩格斯与毛泽东的作品，听到有个溺水的人声嘶力竭地在呼救，救生员本能地准备要跳下水去救他，但想到他自己是一名政治救生员，而不是任何一位阿猫阿狗的救生员，他便对溺水者说：「抱歉，先生，我是一位政治救生员，而你不过是一个人；等到至少有二十个像你一样的溺水者，我就会替你们服务，准备帮你们，拯救你们。」（Boal 1994: 134）从这里可以看出波瓦对布尔乔亚个人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痛斥与讽刺，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积极，「如果我可以帮忙，我就做」，他所关心的是人，而不是想法、信条或概念，所以他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个作品很政治的剧场人，但绝不是个有剧场工作的政客。
将剧团带进立法组织，成功推动法案
果不其然，一九九二年，他写下了另一页新历史，在上千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四十五位立法委员中的一分子，于是乎他把整个剧团带进市议会（the Rio de Janeiro Camara dos Vereadores，相当于里约市议会之类的权力机构，具有立法功能）的组织架构中（1993-1996），这项新的作为，导致了所谓「立法剧场」的出现，他透过剧场的方式，成功地推动了十三项法案的通过（请参阅第三章），借此达到了真正的民主，这项技巧也被运用到巴西和欧洲（像是伦敦）的其他城市。
一九九四年，波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赠的毕卡索勋章（Pable Picasso Medal）。一九九七年八月，高等教育剧场协会（Association of Theatre in Higher Education）于伊利诺州的芝加哥举办国际研讨会，波瓦受邀主持一场五小时的工作坊，并获颁终生成就奖。一九九九年二月至三月，波瓦周游美国，其间造访了许多大学院校，他发现其中有很多学生自组的受压迫者剧场社团，经常性地在钻研他的技巧。
近年来，波瓦也导了一些传统的剧目，同时也将他的触角延伸到受刑人和佃农运动（the landless peasants movement），而且论述不辍，有些已经被译成三十五种文字；二○○一年，他还出版了自传《哈姆雷特与烘焙师之子：我在剧场与政治的生涯》；二○○六年，出版《受压迫者美学》The Aesthetics of the Oppressed；到目前为止，他对于受压迫者剧场美学理论与实践技巧的教导与推广仍不遗余力，其在世界剧场的影响力也还在不断地与日俱增。
年逾古稀的波瓦，依然活力充沛，根本没有停缓下来的迹象，他精气十足地说：「我从来都没有办法停止活著，从来都不曾，从不，绝不」（Boal 2001: 350）。
注：但这绝非指台湾的教习剧场发展从GYPT引进算起，郑黛琼在〈教习剧场在台发展概况〉（收录于《在那涌动的潮音中：教习剧场TIE》，页59-73）一文中指出：「论起教习剧场正式引进台湾的历史，应从一九九二年开始算起；最初是以『教育剧场』之名被引进。」（页59），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该文。
编注
1. 1971年时，波瓦因其编导的戏剧的争议内容，被贴上「文化行动分子」的标签，后来因激进的政治立场与鼓励农民上街诉求土地改革等理由，被巴西军政府逮捕入狱服刑三个月。
2. 波瓦在下狱前担任该团的联合艺术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