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电影《红色小提琴》以一把小提琴的流离境遇为主轴，叙述一位十七世纪的义大利制琴师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倾注在一把小提琴的制造过程中，日后接触过这把小提琴的人，都会遭遇绚烂且同时毁灭性的命运，直到三百年后，小提琴又现身于现代的拍卖会场上，再度成为风靡大众的闪耀之星……。犹如梁祝凄美绝灭的故事，《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兰心大戏院的音乐舞蹈汇演中首演开始，一直到二○○九年的现在，整整五十个年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件，两位创作者的心事纠缠，当初共同参与创作与演出的上海音乐院师生，也在这五十年间，随著这首曲子在中外乐坛上的光采绽放，在政治革命中引起的争议与冲突，他们自身的命运与这首曲子的命运，似乎如《红色小提琴》的电影情节一般，升沉，起伏，跌宕，纠缠。

热情学生为国奉献，作曲展现「中华文化」

大家所熟知且公认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由两位音乐家何占豪与陈钢联手创作的，当时他们都还是二十啷当的大学生，何占豪（1933-）当时廿六岁，陈钢（1935-）是学长，但小何两岁。六○年代的中国，处于共产党纯朴、保守、偏执、激进的时代（这大概是生长于台湾的时下青年无法理解的一个时代），那时的年轻人，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积极地想要为国家贡献自己，展现中华文化。上海音乐院里，有一群大一学生，开始思索如何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这群学西乐的学生中就包括了《梁祝》的创作成员，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由何占豪带领，包括：丁芷诺、朱英、张欣、沈西蒂和俞丽拿等，他们借由学习民间音乐，如在上海的豫园城隍庙观摩江南丝竹，看甬剧、沪剧等各种地方戏，由民间吸取传统音乐的营养与素材，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西乐底子，尝试去创作「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

凭著几位才华洋溢，满腔热血的青年，可以创造出不朽的乐章，这背后其实有许多师长的关注，与大环境的因素。当时何占豪是主修小提琴的学生，他同时也是浙江越剧团的一个演奏员，对传统音乐的表现方式，有较其他同学更深的认识与天分。何占豪的同学丁芷诺，是作曲家丁善德的女儿，丁善德在当时是上海音乐院的副院长，也因为有这层关系，当「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提出想要将何占豪的小《梁祝》，改写成完整管弦乐编制的协奏曲时，就需要对作曲理论更熟悉的同学来参与了，而陈钢正巧是丁善德的学生，在丁善德的指导下，这些年轻人就「共同」地开始进行《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这对学生们来说可以说在精神上有了依靠，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与想像力，毕竟在当时这是很新的一种尝试，要用小提琴去模拟二胡的那种转韵，及人声的腔调，不仅是在风格上面，在演奏及记谱方面，他们都面临著很大的考验。

至于他们这「共同创作」的进行方式，根据当事人及一些报导的描述，简单的轮廓是旋律也就是主题的部分，是何占豪创作的，而作曲组的陈钢则想办法将它的曲式做了一个统整与安排，以及在管弦乐法及配器上，强化它的声部结构，在加上丁善德的指导，《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于焉诞生；成为一个单乐章奏鸣曲式的「西乐」的模式，但是中国的乐曲的名称则是代表每一个主题的乐念，这就成了今天风靡全球的一首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小提琴协奏曲。

凄美乐章变成毒草，相关人等皆遭厄运

当时「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这些想要为国争光的音乐院学生，很积极地想要创作一首振奋民族士气的交响乐，献给「上级」。于是何占豪拟了一封信给当时的院党委书记孟波（相当于上海音乐院的院长），那时他们订了三个题材：「大炼钢铁」、「全民皆兵」与「梁祝」，结果孟波选中最后一个——「梁祝」。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文艺界盛行「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口号，孟波得想办法将普遍被视为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题材，包装上「反封建是革命的动力」这样的口号，并且把这个曲子作为中共国庆十周年献礼。

五○年代末期到六○年代初期，大陆社会上的政治气氛，老百姓还可以有「叛逆性格」，还可以「追求自由幸福」，还可以「追求真挚爱情」，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则被指为是宣扬封建思想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因为他否定大炼钢铁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到处挨斗，差点送命。被指为「右派之子」的陈钢更被逼住在牛棚，下放劳动；何占豪则被迫放弃音乐，在乡间抄谱养猪。一九六五年开始，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梁祝》从此被禁播演出，俞丽拿、孟波、何占豪、陈钢等人被迫与《梁祝》划清界线。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首被国际乐坛赞颂为最能代表华人的经典名曲，已经被许多小提琴名家录制成唱片，深受乐迷的喜爱与欢迎。而当初作曲的何占豪与陈钢也成了上海音乐院的作曲老师，继续的传承音乐的火把。关于这些历史的记忆，只增添了它的传奇与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