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剧情大要为土耳其政客赛维特在深夜大雨中不慎撞死了人，他打电话给司机尤波，欲尤波为其顶罪。在巨额赔偿金诱惑及身处弱势地位下，尤波答应顶罪。尤波入狱期间，妻子哈瑟强烈依恋感情，与老板赛维特发生外遇。儿子伊斯麦看在眼里，无法原谅母亲，却选择了沉默。当尤波出狱、发现妻子的不忠后，整个家庭溢满了猜测、愤恨、欲望等各种情绪，维持著随时会崩解的和平。哈瑟想挽回与赛维特的恋情，赛维特拒绝了她，却遭到谋杀。此时家庭的和平表象彻底破灭，一家人更随著伊斯麦的自首陷入冰点。本想替儿子顶罪的尤波无法承担道德与法律的指控，以金钱利诱一名无家可归的咖啡厅仆役代替服刑。事情倏地落幕，讽刺悲凉的余味散逸在灰冷沈郁的画面中。

「最会摆摄影机」的导演

闻天祥称誉努瑞．贝其．锡兰是世界上前几名「最会摆摄影机」的导演之一，从锡兰的摄影作品可看出他非常会利用风景、气候作为场景主角。锡兰在一九九七年拍摄出的第一部片获得柏林影展青年导演论譠的最佳影片奖，第二部片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第三部入选坎城影展，而《三只猴子》让锡兰摘下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开启更广的国际市场。

闻天祥以锡兰的另部电影《适合分手的天气》说明：「画面的构图和剪接可以去重新定义电影里的时序，更可以把不同的时点分开、凝聚或延长。」闻天祥认为锡兰展现了以无比创新的手法，让观众跟随场景安排，感受导演如何利用镜头说故事与讲情绪。闻天祥认为观众应该更有耐心、更主动地去观看和诠释电影。《三只猴子》开头那场寂静的车祸，有别于其他电影以撞击、翻转的俗烂手法，而老板是否成功要求司机替他顶罪，从司机回到家中，摊开握著钥匙的手掌，观众便了然于胸。闻天祥指出：「从第一个场景开始，就是要求观众从细节里去掌握剧情。」

锡兰对于光影设计也多所著墨，例如妈妈与儿子一同在屋内吃早餐的场景，室内毫无光线，对应外头极亮的光，让人更能仔细观察这间房子的位置特性，而这外亮内暗的设计也隐喻著家庭的低压。从母亲为了儿子买车的心愿，决定向老板预支赔偿金开始，又是一个巧妙特别的转场。电话铃声响起，观众预测是母亲打给老板的电话，而后却惊觉她早已身处老板的办公室。闻天祥认为导演巧妙利用省略剧情的手法，让观众从错愕到恍然大悟，如此「极简主义」的电影，也让人不断重新调整观看的方式。

让观众发挥想像连接文本

闻天祥表示：「这部电影有很多的缺口，我们要发挥想像力去把前后文本连接在一起。」片中几度出现一个湿淋淋的鬼小孩，却没有向观众说明这个恐怖小男孩的角色为何，只有父亲在出狱时要求与儿子「先去看弟弟的坟」，才令人推测这可能是家庭中早夭的弟弟。鬼小孩也会在男性角色做出重大决定时出现，如儿子考虑该不该告诉父亲母亲出轨之事，小男孩便出现在他眼前，带出某种提醒的意涵：「是否要再失去一个家人？是否该将母亲从家庭中排除？」闻天祥提出虽然父亲与儿子都在指责母亲做出背德之事，却仍默默收下钱，人格上并无高下之别。家庭成员都为了个人利益而彼此妥协，这是「三不猿」的强烈反讽。

从剧情分析回到镜面结构，女主角哈瑟请求老板赛维特不要离开她时，导演使用一个相当远且固定不动的镜头，虽然用长镜头停在那里，但透过对话、乌云飘动、雷声远近等，仍能感受到情绪和气氛是流动的。闻天祥提到锡兰曾表示对于人心的剧烈转变感到非常惊讶，因此决定拍摄这一部探讨人性的电影。闻天祥举例，当父亲见到妻子作势跳楼时，竟没有上前拦阻，反而退缩地躲在墙后，后来发现这其实是父亲的幻想，带出他担心失去家人。本想替儿子顶罪的爸爸出现在清真寺、警察局，象征他在道德与法律上的挣扎。然而，这个代罪者最后却找了另一个代罪者。「这是一记很重的回马枪，非常讽刺。」闻天祥指出《三只猴子》的一切发展都是尽在不言中，没有详细的说明，就能让观众感受到这个家庭「到头一场空」的悲凉。

阴郁天气的灰色隐喻

电影末尾，锡兰用云压得极低的远景，乌云似乎要慢慢散开，此时却打雷、下起雨来，令人感觉阴郁的气氛仍存在著。闻天祥指出，导演并非丢个长镜头，拍些观众看不懂的东西，而是让观者去体会其中的情感层次。他说：「Happy ending不是一个永远绝对地、确定的答案。」闻天祥阐述，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不再那么简单地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当中永远存在著不是「非黑即白」的灰色地带，就如同整部电影里的灰色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