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第一次来台演出，带来了亟具「地方意义」的天津知名剧作家曹禺名作《原野》。天津意象与曹禺名声，对台湾观众而言似乎很难成为走进剧场的诱因，毕竟地理与时间都有了距离，此时，剧作本身艺术性的表现与特色即成为观众足以产生情感连结认同的关键。

这是出导演的《原野》，而非曹禺的《原野》。

导演王延松面对经典的诠释及其艺术著力，使得《原野》有了与传统话剧、京剧《原野》、川剧《金子》等有别的另一番风貌。陶俑的设计与运用最具巧思，除了有著与剧作背景地理特色的合理与呼应外，其多功能的设计，或议或叙，或表露角色心境或评点角色行动，时而丰富舞台画面构图，时而以声形表演传递导演意图，再加上或吟或唱及多声部表现的听觉效果，凡此种种，皆令此戏生色许多。

导演形象高大，剧作家面貌显得模糊淡化

而两张板凳与演员表演的充分结合、彻底发挥，更是导演鲜明个人创作意图的外显。无论是金子与焦母，还是仇虎与焦母，两组人皆透过与板凳的互动及不同距离的摆放，透露出人物的紧张对立关系及营造了心理矛盾的情绪张力。尤其是焦母与仇虎面对面分坐舞台两端，焦母说瞎子需摸著手谈话心里才踏实一段的隔空表演最是精采，而随后二人几乎以促膝的距离额头两两相抵一段，更突出放大了两人冲突的激烈与表面化，节奏处理明快，一气呵成。因板凳的使（运）用而连带大量或坐或跪的形体表演，则又形成一股难以言喻，逼使被压迫人物无法直立的重压氛围，好似原剧中那幅时时居高俯视的焦阎王遗照般。

就是因为导演的形象过于高大，处处见其著力痕迹，相形之下，剧作家曹禺的面貌就显得模糊、淡化了许多。从原剧八万多字删节成本剧的三万多字时，实实地考验著导演对于剧旨精神的把握、人物厚度的拿捏及时空的处理能力。原有阅读剧本时对情节发展及人物角色的感动，在看戏时，却寻它不得，原来它已被对导演艺术手法的惊叹所取代。比例过大的剪裁，也难以避免地伤害了人物行为动机的合理性，如仇虎杀他拜把兄弟焦大星几无心理挣扎而失却了该有的动人力量即是。另外，现场大提琴演奏功能未见充分发挥、运用莫札特安魂曲与演出风格的扞格，以及剧末出现具象的火车巨轮所产生的虚实矛盾等，皆为导演艺术处理时之小瑕。

演员表现出色，与剧本相得益彰

天津人艺不愧为优秀的话剧团体，演员优异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曹禺的剧本确保了演技得以发挥的空间，但也因为有这一批出色的演员，方能相得益彰。饰金子的臧倩、饰仇虎的孙飞及饰焦母的李淑敏皆将人物诠释得立体生动，并得见细腻，而饰焦大星的张文明及饰白傻子的刘纪铭等青年演员，亦有令人惊艳的角色形塑及体现能力。稍憾的是，仇虎的瘸腿前后表现有欠统一；而整体表演上力求表现力，溢出角色所需的琢磨痕迹，则非本地观众所能全然习惯接受。

简练的舞台设计是另一值得赞许处，演员在上舞台八片穿透性高的淡色纱幕间穿梭，空间于是开始流动并有著清楚的指涉，而这也提供了近似戏曲空台般得以突出表演的发挥空间。

二○一○年是曹禺先生的百岁诞辰纪念，期待天津人艺再次来台，带来更多不同风格展现的曹禺作品，而这次的《原野》，仅是一个美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