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自己曾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位诗人（没有人能变成诗人），命运总有一天会决定。」或许在那个狂飙运动的年代，浪漫有余却缺乏钢铁意志，才气纵横却缺乏自我纪律的舒曼，是生不逢时的。但以今日的目光来看，那个优柔寡断，爱好艺术，兴趣多样，同时更才华洋溢的舒曼，活脱是个文艺青年的教科书！
「我的住所，右边是精神病院，左边是天主教堂，我不知道一个人是要变成疯子或是圣徒……」
当一八二九年舒曼（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写下这段文字时，包括写信的自己以及收信的母亲，都不知道彼时弱冠的罗伯，已为他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盖棺论定！
一位生不逢时的诗人
面对舒曼的一生，总是让人无法准确校定比例尺与座标。不论是书商之子、重量级乐评人、杂志社长兼总编辑兼总主笔、还是众所皆知的作曲家与精神病患。更复杂的是，他的身分在交叉评比时，评分表上的分数又是观之在前忽焉在后：在世时他是个一流的作曲家、二流的钢琴家与三流的指挥家、还兼一流的钢琴家之夫；在作曲的分类上他有特A级的钢琴曲、B～C级之间的交响曲以及，可有可无的歌剧（是的，他创作过歌剧）……。
舒曼自己曾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位诗人（没有人能变成诗人），命运总有一天会决定。」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舒曼是一位音乐诗人。但这样诗意的生命情怀，除了造就舒曼今日的特殊地位，却也让众人在面对舒曼的作品时，始终无法确立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定位点。或许在那个狂飙运动的年代，浪漫有余却缺乏钢铁意志，才气纵横却缺乏自我纪律的舒曼，是生不逢时的。但以今日的目光来看，那个优柔寡断，爱好艺术，兴趣多样，同时更才华洋溢的舒曼，活脱是个文艺青年的教科书！
那段年少无知的荒唐岁月
文青不轻狂，枉称到世上。年少轻狂的舒曼也曾经历过一段荒唐无知的青春岁月。作为一个到莱比锡念法律的大学生，舒曼的大学岁月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终日泡酒吧、雪茄不离手、跟同性的友人搞暧昧、四处观赏艺文活动并且拜会各类文人、不定期希望出门旅游（甚至去海德堡游学）……。不用怀疑这些「康乐经费」的来源，此仁兄阮囊羞涩时，便老实不客气写信回家跟老妈要钱。而他那一心希望么儿出人头地的母亲，也总是一再屈服于舒曼的殷切哀求之下。
这些貌似今日文艺青年的种种举动，其实只是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自小浸淫在文学与音乐环境中的舒曼，进入莱比锡大学念法律是迫于家庭与经济的压力。如果上大学的话，父亲过世之后遗留给他庞大的遗产每年还可以多配给他各种零用金。其次，当时莱比锡大学与其他大学一样提供三种学位：神学、法律与医学。神学士给穷人念的，舒曼家境富裕必不考虑；医学又没兴趣，因此法律似乎是唯一选择。但是枯燥的法律虽是日后谋生之计，却与他的生命完全没有交互作用。舒曼的童年时期，作为书商的父亲定期从家中的数千册藏书中提供孩子课外读物，而且一直很鼓励他自小在音乐上展现的创意与才华。因此在十六岁父亲过世后，舒曼立定了要当作家的志向，同时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这样的立志一方面可以视为对身为出版人兼作家的父亲，一个克绍箕裘的自我认同，再者由于自己生性害羞，投身文学创作可以转移自己面对群众的焦虑。要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文艺灵魂，妄求安身立命在法律条文中已是缘木求鱼。
一个填错志愿的大学生
为何舒曼迟迟不敢跟家里坦白自己「填错志愿」呢，除了怕一向反对自己成为音乐家的母亲伤心之外，最重要更是怕母亲万一恼羞成怒切断自己的经济来源！果然舒曼向家中坦白想转系念音乐之后，母亲以泪洗面也只好勉强同意。幸好历史证明，成全儿子梦想的舒曼夫人，造就了音乐史上最富诗意的作曲家。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类似的事件即将再度上演，而且舒曼夫人直到去世前都不会知道，她对么儿的再次溺爱，竟然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青俱乐部，以及一本伟大音乐杂志的诞生。
话说一八三三年的五、六月间，舒曼就已经暗示母亲计划出版一份音乐刊物（不外乎又是伸手要钱……）。四个月后，舒曼的三哥及与舒曼最谈得来的嫂嫂相继去世。从童年时的大姐自杀、青春期的父亲病故、直到现在兄嫂的死讯纷至，加上自己当时也身患疟疾，死亡的阴影让舒曼简直彻底崩溃，不仅没有回家奔丧，更几度意图在半夜从五楼的住家窗户往下跳楼自杀，还被吓呆的朋友们逼著搬到一楼。
在同侪友情的支持下，舒曼虽然渐渐好转，但也选择了每逢精神状态濒临崩溃时所采取的对策：逃避社交、不履行自我义务、投身于大量的创作领域。他开始积极地将自己以往的诗、小说、戏剧、自传，以及最重要的音乐评论汇集整理，并且写信给继承父业的二哥卡尔（Carl），详细请托如何编辑这份即将震古铄今的伟大刊物。当然，我们可以想见卡尔收信时的心情：家人的后事还没料理完，么弟没回家帮忙也就罢了，还忝不知耻写信要钱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疗愈，因此一家人虽然几乎都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还是多少协助了这个「前途堪虞」的小弟一把。
一个伟大的联盟与一本伟大的杂志
人在莱比锡的舒曼，此时正跟他的文青好友们阐述一个概念：他从廿一岁起就因为受到尚．保罗（Jean Paul）的作品影响，幻想自己具有双重人格，进而创造出了两个虚构的人物：当希望展现阳刚与积极的男子气概时，革命家「佛罗伦斯坦（Florestan）」便会代替舒曼发言；需要谨慎、保守与沉思时，梦想家「艾瑟比乌斯（Eusebius）」就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在舒曼的理想中，这两位虚拟的人物将与自己及莱比锡的众家文艺青年，未来还要包括萧邦、帕格尼尼、孟德尔颂等音乐家，当然还有诗人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以及尚．保罗，共同组成一个从莫札特、贝多芬就已经组成的兄弟会，名为：「大卫同盟（Davidsbundler）」！这个同盟将汇集所有真正爱好与熟稔的的先进艺术家，反对那些把艺术视为手工艺与消遣品，不仅不学无术而且陈年迂腐的保守派。
这种近乎今日同人志团体的「文青俱乐部」其实并非历史先例，但舒曼却进一步将这个同盟用杂志来贯彻理念。在莱比锡的小屠夫街三号咖啡堡（Kaffeebaun）餐厅，这群文艺青年每周固定开会，宛若党外时期在紫藤庐的神秘聚会，竟然催生了一本全新的音乐刊物：《新音乐杂志》。事实上早在一八三一年，舒曼就以一篇刊登在莱比锡的《大众音乐杂志》上，透过佛罗伦斯坦与艾瑟比乌斯对话写成的乐评文章震撼了全欧陆，此文就是著名的舒曼赞美萧邦的评论文。文中那句：「先生们，请脱帽致敬吧，他真是旷世奇才。」成为震古铄今的名言。不仅提升萧邦在德国的知名度，同时也让舒曼以此文成为当代乐评的祭酒。此时以总编辑兼总主笔的身分创立《新音乐杂志》，似乎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谁能想到这个厚著脸皮向家里要钱，终日糜烂清谈高谈阔论的害羞文青，竟然可以创造出一本伟大的音乐杂志，而且在近一百八十年的今天，这本刊物依然健在，砥柱中流一如活化石！
盟主的陨落与临别的秋波
但也就有如所有文青俱乐部的不了了之，十年杂志办下来，或许是舒曼作曲家的身分已经渐渐被世人所认可，也对《新音乐杂志》的经营感到厌烦了。为了专心走向创作之路，舒曼竟然拒绝了其他杂志社的并购，转而将《新音乐杂志》贱价脱手，破釜沉舟之心还颇似今日辞去高薪工作转拍电影或写小说之义（异？）举。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不智的决策，舒曼因此失去了稳定的收入，也让自己在创作之余的空档时间游手好闲——这对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舒曼是一项致命的打击，失去舞台与发声的管道，舒曼的忧郁症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晚年的舒曼一度因为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出现而意欲提剑再起，甚至希望重启大卫同盟，为布拉姆斯、姚阿幸（Joseph Joachim）等人再战江湖，但健康与精神双双衰退的他，毕竟已时不我与。而一八五五年那篇为布拉姆斯开启光明之道的〈新路New Paths〉，虽然与一八三一年那篇奠定现代乐评圭臬的处女作，互为舒曼音乐评论中的两大经典，也已是强弩之末了。
《六月的夜晚与七月的白天》，这是舒曼青少年时期的作品，热爱文学的他终其一生却始终未能完成这部小说，却用一篇篇的音乐评论，造就了无数的音乐巨人。不论是佛罗伦斯坦、艾瑟比乌斯、拉罗（Raro）还是舒曼自己，这种近乎「24个比利」的行径，在今日会被视为典型人格分裂的疯狂特质，却用一篇篇的乐评造就了无数的音乐巨人，也用一部部的作品感动了许多的读者与听友。作为音乐谬司的使徒，这不也正应验了他廿岁所说的「圣徒vs.疯子」辩证吗！
他打开了你我心中深藏的秘密
也许舒曼的多重人格与精神分裂不是什么严重的病，他只是打开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深藏的那些秘密。也或许像舒曼这样的文艺青年不是什么罕见的人种，比方说，今天每个在咖啡馆、小酒馆、部落格及PTT上面的每个文青，不论你想要完成的是一首诗、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张唱片抑或是一本杂志。在你心中，或许都藏了一个舒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