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国浪漫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之一，舒曼敏感诗意的灵魂，自然贯注在他的音乐创作中，而他与钢琴家妻子克拉拉的爱情故事，更是造就他人生与事业的关键。今年适逢舒曼二百周年冥诞，借此机会，也让我们从各个角度，进入舒曼的艺术生命……。
罗伯．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于两百年前的六月八日，出生在德国与捷克边界不远的小镇次维考（Zwickau）（注1），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德国浪漫时期（注2）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音乐中丰富的「诗意」内涵，不只在艺术歌曲中呈现，更是后人解读其钢琴作品或交响曲最重要的核心元素。除了是作曲家，舒曼同时亦身兼多职，从少年到晚年，他曾经是钢琴演奏家、《新音乐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创始发行人与编辑（1834-1844）、也受孟德尔颂邀请担任莱比锡音乐院教师（1843）（注3），为的是能有更稳定的收入、随后可能是顾虑健康因素，举家迁移至德勒斯登，然后转任德勒斯登合唱指挥（1844）、最后接受了杜塞朵夫管弦乐团音乐总监（1850-1853）一职。观察舒曼不同身分的转换与搬迁于各大城市的实例中，我们看到十九世纪前半叶，一位音乐家在生活与理想间所做的奋斗与妥协；接下来我们将从他诸多生命过程与工作历练关联里，进一步认识舒曼作为一位作曲家的一生。
爱妻协助 稳健迈开作曲步伐
早年舒曼全力专注于钢琴作品，将近十年的时间（1829-1839）只为钢琴创作，直到届龄三十才尝试发表艺术歌曲，当时这位沉浸于爱河中的浪漫恋人，曾在给未婚妻克拉拉（1819-1896）的信中写到：「这是我首次公开的歌曲，所以不要太挑剔。我作这些曲子的时候，只想到妳，妳的眼睛、妳这个浪漫的女孩，到处都是妳的影子，我常想一个人要不是有一位这样的新娘，绝对无法做出这样的音乐。」（注4）经过一番家庭革命的波折，甚至委托法院诉裁，两人终能共结连理，有了爱情滋润更激发舒曼旺盛创作力，光是一八四○年就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艺术歌曲集。从早年家庭互动及私人生活的书信与日记中，透露出舒曼不仅与克拉拉是音乐与文学上，共同成长的知性伴侣，亦如同一般夫妻一样，得共同面对生活的琐碎，同心为前景打拼，其中不免也出现婚姻角色扮演与期待落差上的冲突，即使舒曼相当享受恬淡温馨的家庭生活，相对之下却也压抑了一位卓越妻子发展其音乐造诣的空间，而克拉拉这位坚毅的女性却不曾犹豫，一心支持协助丈夫的创作。
一八四一年第一首交响曲《春天》问世，舒曼得以跨入一个较大格局且多元配器的管弦乐曲，同期也著手第四号交响曲第一版本的草稿（注5），不可否认这个突破，不只让舒曼足以证明自己名副其实的作曲家头衔，更实质地增进这对年轻夫妻的收入与地位，但据史料证明，这首快速完成的交响曲，并没有在莱比锡首演大放异彩，反倒是婚后第一次回出生地公开演出的妻子，抢走更多莱比锡乐界高度瞩目（注6），而舒曼的管弦乐作品则在日后才渐渐受到重视与肯定。以今天研究观点来看，舒曼处理管弦乐配器的手法，比起白辽士与华格纳来是不争的弱点，尽管这个事实对使用改良乐器的现代乐团而言，稍能减轻其声响上的缺陷，但这仍显示了舒曼面临创作上最根本的考验与挑战。
触角多元 创作丰富
一八四二年堪称是舒曼的「室内乐之年」（注7），或许正是这样一步步有计划、系统性地处理不同乐种，在一定完整的时间内，精进于对不同器乐的认识与掌握，因此这一年就有多首弦乐四重奏，钢琴与器乐重奏等问世。这些室内乐作品的钢琴部分自然由克拉拉担任首演，这位爱护丈夫声誉的少妻，不仅仅扮演演奏家与诠释者身分，更在往后积极成为捍卫舒曼作品的最佳代言人，让不擅交际沟通的舒曼有强力后盾。克拉拉全力支持丈夫的表现，在德勒斯登首演的神剧《乐园与谪仙》Das Paradies und die Peri（1843）时同样可见，演前克拉拉担纲整理钢琴缩谱工作，好让丈夫专心准备生平第一次指挥自己作品的大任，不负众望所归，神剧不只成功推出，也受到决裂多时的岳父大人维克（Friedrich Wieck，1785-1873）最诚挚的赞美，并稍稍化解家庭间的不愉快。
一八四四年，舒曼为能更全神贯注创作，不得不暂时放下已具国际声望的写作与评论工作，交出他一手创办的《新音乐杂志》编辑事业，并同时在精神与身体病痛煎熬下，坚毅走出作曲危机，从低潮中逐渐迈向另一创作高峰，隔年即出版了第二号交响曲。这段灰暗的沉潜期，其实也奠定一八四七年接下来，数部大作扎实的根基，像是给合唱团与管弦乐团的标题音乐作品《曼弗列》Manfred（1848）、歌剧《洁诺维瓦》Genoveva（1850），和给声乐独唱与管弦乐团的《浮士德》Faust（1853），这些不同乐种的尝试，证明即使长期深受精神衰弱所苦的舒曼，仍在作曲事业上展现过人的旺盛企图。
在钢琴、交响曲、室内乐、协奏曲、艺术歌曲、合唱作品之外，或许很多人并不清楚舒曼留下了唯一一出歌剧《洁诺维瓦》。这部鲜少被搬演，也少为人知的四幕德国浪漫歌剧，在音乐部分之外，更由舒曼自行写作剧本（注8），以浪漫文豪提克已有的文学文本为依归，尝试以作曲家角度整合音乐与戏剧。其内容在讲述中古八世纪史特拉斯堡（Straßburg）莱茵公爵齐格菲（Siegfried）出征后，将发妻洁诺维瓦托付给臣子古骆（Golo），古骆却因得不到他暗恋已久的夫人的心，而展开复仇诬陷公爵夫人的故事；剧终公爵在巫师点醒下，救回因小人之计而被误审罪行的爱妻，并于主教前举行两人的第二次婚礼，最终以喜剧收场。以评论角度来说，舒曼始终无法突破一直以来在大型器乐乐种创作上的局限，在文字处理与音乐配合上亦受极大争议与批判，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仍少被演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也见证舒曼夫妇间真挚的情感，早在开始进行这部歌剧构思之前，舒曼在给他依赖的妻子信中，已殷切明白地表示：「我想把第一部歌剧献给妳。」（注9）
困于躁郁 仍坚持创作
从钢琴作品一步步走向庞大编制的声乐与管弦作品，这样有系统性的计划创作，不得不让人钦佩这位音乐家艰辛开创出的杰出成就，可惜这位极为敏感的艺术家常年受精神疾病所苦，因过大的精神负担，得于一八五三年辞去杜塞朵夫管弦乐团音乐总监一职，令人遗憾他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甚至得住院治疗，但这一切并不曾真正让他放弃创作，即使经历了与家人及音乐圈友人的长期隔离，亦不断在创作中寻找自我，从晚期给单独器乐如小提琴等的小品中，可以看到他仍不气馁地，尽力寻找回年少时的创作泉源（请参考作品号码三的《帕格尼尼练习曲》Paganini-Studie）。在难以以自身力量走出深陷强烈沮丧绝望感的循环中，他试图结束生命，这段自杀未遂的过程不仅造成极大的痛苦，也为家人带来无法抹灭的阴影与恐惧，最终这位享誉尊崇的作曲家因躁郁失调，病逝于波昂附近的疗养院中。
注：
1. 1971年次维考成立了「舒曼纪念馆」（Rober-Schumann-Haus），其内陈列舒曼家族成员使用过的乐器、珍贵的书信、乐谱等原稿史料；如今亦是舒曼研究中心所在，协助学者致力舒曼全集和书信、乐谱的校正与编辑。「舒曼纪念馆」网页http://www.schumannzwickau.de其网站亦随时更新不同的特展与比赛。
2. 当代德国文学学者将「浪漫」这个专有名词，定义为1790到1850年间的文学运动，早期代表性作家包括提克（Ludwig Tieck，1773-1853）等人，企图脱离十八世纪以来古希腊、罗马美学的桎梏，其后「浪漫」一词也被延用至艺术史及音乐史的论述中。
3. 莱比锡音乐院乃是德国第一所现代化的音乐专门教育机构，1843年由孟德尔颂（Felix Mendelsohn Bartholdy，1809-1847）创立。
4. 南西‧瑞区著，《克拉拉之死》，陈秋萍／游淑峰译，台北：高谈文化，2000年，p.125。本文中书信引言翻译皆出自此专书，之后参考文献出处仅简列页数。
5. 正式完稿与修订延宕至1851年，因其完成时间先后而被称作第四号交响曲。
6. 当时音乐会曲目安排经常混合管弦乐作品与独奏乐曲穿插演出，对照今天音乐会通常一晚聚焦于管弦作品或单一是独奏会的形式，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模式。
7. 《克拉拉之死》，p.147。
8. 原先是舒曼委托朋友罗伯．蓝乃克（Robert Reinick，1805-1852）写剧本，其剧本主要以提克的著作《圣女洁诺维瓦的生与死》Leben und Tod der heiligen Genoveva（1799）与贺伯（Friedrich Hebbel，1813-1863）的悲剧《洁诺维瓦》为参考来源，但这原始版本仅留下约二百行诗，例如结束前的大和解正是舒曼自行修订增补进去的新版本。
9. 《克拉拉之死》，p.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