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一页又一页发黄脆弱的档案，全部的艺术家好像在一九三八年同时结束了艺术生涯，或者生命。某某一九三八年流亡伦敦；某某一九三八遭解雇；某某一九三八被通缉；某某一九三八被谋害；某某一九三八送入集中营、死亡……
这些名字，都是一时之选。
维也纳，在音乐的历史上一向角色举足轻重，是人杰、经典之作绵延不绝的摇篮；但是，她有一段空白的历史，一段抹去了的噤言历史，在二○○八年，还冤。这和马勒的作品遭到禁演有些关系。
在马勒的办公室里看著这一堆被人遗忘、甚至是被驱赶离去的艺术家的照片，真是百感交集。马勒的办公室在维也纳的歌剧院，面对环城林荫大道，位于二楼的右边侧间。歌剧院是马勒「上班」的地方。白天要处理歌剧节目流程的安排，不时穿插著女高音歇斯底里尖声的喊叫，得排解艺术家之间的忌妒纠纷，还要促动整个乐团的水准提升。中午十二点准时回家午餐，之后，傍晚又疾步迈去指挥晚上的音乐会。这是他在维也纳歌剧院十年来的作息表。
尊重音乐 马勒严以律己也律人
爱尔玛，这位小马勒廿岁，一辈子穿梭在艺术家之间的女人，在还没成为马勒的夫人前，曾说：「天啊！这个人简直是纯氧的化身！」意指，马勒那种紧张的精神状态和不断燃烧精力的样子。这几近自虐式的紧绷张力，马勒除了严以「律己」之外，亦贯彻始终地「施于他人」，把这套哲学毫不妥协地用在剧院的经营上。这在今天听起来，没什么奇特的，听音乐会本来就不可以讲话吃东西，团员排练本来就是要准时；但是，那时维也纳的剧院听众，仍像睡美人一样，沉醉在甜醉闲适、享受生活情趣的帝国安逸里，听个音乐本来就是要让心情轻松的嘛！更何况醉翁之意不在酒、醉酒之意也不在歌剧，歌剧院是「社交」、「交际」的代名词，来者是要来看人，也是要给人看的。音乐，衬托一下就好了。
这在马勒眼里，是亵渎，也是大逆。对音乐不虔诚，这和他一辈子战战兢兢奋斗向上的哲学有违。他改革的手法，不只在节目的内容上大刀阔斧；还转身严厉要求观众噤语，全心专心在音乐的谛听上，他上台的第一步就把整个厅的灯光灭了。往后的音乐会，观众只能乖乖地坐在位子上，一片漆黑下，除了「听」，什么也不能做。
嘴巴闭上后，灵魂之口才会开启。这种基本转变，可想而知，换来的是一堆埋在心里的愤懑，团员日子开始不好过了，连管理戏服道具的人也感到压力倍增。有个歌剧院里的音乐家曾经留下这段记录：「马勒给歌剧院带来了一种根本性的灾难。整栋歌剧院从梁柱到地基，被这种空前持续性的高度地震给震得天摇地动，凡是不够强韧、存活力不够的，全都得阵亡。在这短时间内，大部分的歌手都被fire掉了……」
反犹风潮中 马勒被迫下台
没错，不够坚强、抗压力不够的，都活不下来，这才是维也纳深藏不露的真面貌。「但剧院在最短时间内，因马勒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到达一绝无仅有的傲人高度；但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剧院里无时无刻不是充斥著紧张、剑拔弩张、人声沸嚷及一种人心惶惶的气氛。」马勒接手的这十年（1897-1907），让维也纳歌剧院深深获益至今，那种非人高标的要求，让这块黄金招牌永立不摇，成为世界指标性的水平。
马勒一九○七年在歌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是他的交响曲第二号《复活》。掌声之热烈、鲜花之多、叫好的欢呼伴随著眼泪，但是，马勒得走，因为，他是犹太人。当然，他对歌手、音乐家那严厉求好不耐烦的责难之声，仍历历在耳；他和皇室之间的意见相左，也与日俱深（皇家禁止理查．史特劳斯歌剧《莎乐美》的首演，成为双方致命的决裂）；还有，一场新闻反犹情绪的文攻，也来势汹汹。最后马勒出走纽约，挨了四年，容忍降低自己的演出水准。终末，仅指挥音乐会的演出，不再过问歌剧。
马勒被赶，也好，没看到自己的姪女，后来死在集中营。马勒死于一九一一年，那时纳粹还没来。他，只是维也纳反犹情绪的首波牺牲者罢了，往后，歌剧院被赶出走的人还多著呢！
马勒的妹妹，嫁给维也纳歌剧院乐团的小提琴首席Arnold Rosé。维也纳世纪末的画家轲可许迦（Oskar Kokoschka，1886-1980，也是爱尔玛日后的情人之一）曾经在听完他的演奏后献上一份礼物，那是画在一张纸上的一束花，加上一句话：「给小提琴之神！」那时这位小提琴首席已流亡伦敦，时值七十五高龄。不久，在得知自己钟爱的女儿丧命波兰的集中营后，他也因受此打击尾随而去。我不知道这位老父知不知晓，他们的女儿，在集中营时还得组织女子乐团，以娱德军。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一群穿著美丽轻纱手中拿著各式各样的乐器的女子，神情愉悦地站在舞台上微笑著。不知他们是庆幸自己能在夹缝中求生？还是真的为刚刚演出的结果满意而笑。
政治风暴下 艺术飘摇摧折
音乐和政治有何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九三六那年歌剧院的指挥布鲁诺．华尔特（Bruno Walter）——这位和马勒同为犹太裔的传人——在指挥华格纳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德》的演出时，一颗臭气弹往舞台丢了过去；而一九三八年希特勒还没正式接受奥地利时，维也纳歌剧院总监就赶紧辞退一位首席芭蕾伶娜，因为她嫁给一个犹太血统的人。后来，剧院内凡举不具亚利安人种（即德国碧眼金发）或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血统的，都被迫退休辞掉。因为歌剧院的艺术家算是国家公务员，净化的工作要先从公职单位开始。
那段时间里，共有七十五位艺术家与约廿个歌剧院的工作人员，先后被解雇逼退。
不过，回首顾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一八到廿五年（奥匈帝国殒灭于一九一八年），甚至到三○年代之间，马勒的作品还频频演出，甚至可说是和理查．史特劳斯的交响诗受喜爱的程度不相上下、演出的频率并列。连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汤马斯．曼的妻舅Klaus Pringsheim在一九二三到二四年间几乎筹划指挥了全套马勒的作品。只不过，理查．史特劳斯后来成为希特勒的文化部长；而马勒的交响曲则自动消失，一直隐匿到六○年代才又复苏。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希特勒现身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国王包厢，接受群众的欢呼，那天是理查．史特劳斯歌剧《和平之日》的首演。「和平之日」？同年的九月一日德军就大举侵入波兰了，揭开二次世战的序幕，这出歌剧，可说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世事反讽，真莫过于此。我仔细凝视展览陈列的总谱，在「和平之日」发黄的总谱封面上，不知那一位歌手，留下了个字：「战争」。好位洞烛先机的先知灼见！这位不知是谁的艺术家在排练、演唱时，竟然不被艺术的名目蒙过双眼、盖过双耳；在作戏的那一刻，我相信，他心里有数，清楚知道自己的双眼将看到什么样的未来。那随著岁月淡去却嵌印在封面上的铅笔痕迹，好似隆隆砲声，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触目。
有人沦落异乡 也有人乘势崛起
这些当时歌剧院当红一时的明星、芭蕾舞者、音乐家，在维也纳一九三八变色之后，流亡、逃离。脚步够快的，在美国或拉丁美洲找到新机会，好些人在好莱坞成了电影音乐的垫基者；慢一点的，或政治嗅觉不够灵敏的，就丧生在集中营。但是，更多的是那些人走得了，但是「心」走不了的人。并不是每个到新大陆的音乐家或首席芭蕾舞者都能大展身手，别忘了，马勒那时在纽约，得容忍大大降低自己的水准来演出，他熬了四年，病病恹恹地回到维也纳，求的，是安眠于此。而绝大部分的艺术家在花果飘零后，都因文化养分的汩汩流失而无法安身立命，很多人殷殷盼盼地想回来，但却回不来，而积郁终于异乡。
这总共大概有五千人左右吧！
不过，也有人趁机崛起得势。他们选择向法西斯的政权磁场靠拢，因政治力量的加持，转占了一切和艺术有关的资源，文化行政、学院教职、乐团编制，夜夜笙歌地和执政者琴瑟唱和。至今，不少奥地利的街名也好、音乐节名也好，仍以这些人的名字命名。希特勒的左右手葛柏头头，不是为维也纳歌剧院的惊人水准，醉心称赞不已吗？不少人，仍受惠至今天。
我以前不知为什么，对卡拉扬一向有股隐隐的反感。他的剧照总让我有股不对劲的感觉，相对的对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存著股狐疑；对音乐史、音乐节（尤其是萨尔斯堡音乐节）和柏林爱乐，对他整个神格化的推崇，更难以置评。后来，不久前才知道，他曾经二次加入「青年纳粹党」NSDAP。二进二出，这就明白不过了，机会主义者。哪里有好处、谁当权，往哪里去。
一九三八 多少名字消失……
望著一页又一页发黄脆弱的档案，全部的艺术家好像在一九三八年同时结束了艺术生涯，或者生命。某某一九三八年流亡伦敦；某某一九三八遭解雇；某某一九三八被通缉；某某一九三八被谋害；某某一九三八送入集中营、死亡……
这些名字，都是一时之选。
焚化炉升起的烟，有著莫札特的小步舞曲，也有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
坐在歌剧院里的人啊！你们是帮凶？是受害者？还是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