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作者按：仅为阅读趣味，本文特以马勒第一人称写作，不偏史实，特此说明

 

我是古斯塔夫．马勒，一八六○年七月七日出生于德国境内的波希米亚村庄Kalischt，家中排行老二，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过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很高兴在我蒙主宠召一个世纪之后，后辈指挥与乐迷们仍然对我的音乐有著浓厚兴趣。

就像那句俗谚，「一个成功男人背后，至少有一位伟大的女人。」我想来谈谈自己身边的女人，说说她们对我人生重要的影响，以及我眼中的她们。

明理的母亲  一直支持音乐路

先来谈谈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母亲。受过良好教育行动略为不便的母亲（Marie）来自肥皂商家庭，她与从小自学、从事酒馆生意的父亲（Bernhard）不甚幸福且勉强结合的婚姻中，居然生了十四个小孩，身体瘦弱却又必须负担沉重家务，几乎可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而且一再怀孕的她，生下的孩子其中有八个夭折，包括我的哥哥，因此我从小就成为从活下来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心中油然而生保护弟妹与母亲的责任感。

母亲除了无奈地接受孩子相继过世的命运外，还要忍受我老爸粗暴专横的拳打脚踢与外遇，每次当父母有冲突争执时，音乐就是孩提时的我的最佳避风港，因此在我心底对母亲是十分怜惜的。

我还没上学前就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势利且酒馆生意有赚钱的父亲，在我六岁时买钢琴给我、送我去学琴，希望我有天能变成知名演奏家、光耀门楣赚大钱。不过当我十五岁进入维也纳音乐院之后，我决定放弃钢琴演奏改主修作曲，一度父亲不谅解，所幸明理的母亲一直很支持我的音乐路。

女高音之恋与不伦姊弟恋

大家都知道我是指挥歌剧起家，也不知怎么搞的，指挥生涯中我对懂音乐、学音乐的女生尤其是女声乐家格外有一份好感，在这期间我谈过几段感情，有长有短，但严格说来并不顺遂。十九岁那年初我爱上自己的家教学生，这段短暂无望的单恋促使我写了三首歌曲。一八八三年担任德国卡塞尔歌剧院指挥时，爱上剧院的女高音乔安娜．李希特（Johanna Richter），这段恋情促成我完成第一部杰作《远方旅人之歌》Fahrenden Gesellen。另外，卅五岁时我在汉堡国家剧院时也跟女高音安娜．米尔登布格（Anna Mildenburg）谱出一段迫于舆论无疾而终的恋情。

不过，先前几段恋情显得无关紧要，接著我要提自己都有点难以面对的绯闻了。一八八六年廿七岁的我在莱比锡歌剧院时，认识写《魔弹射手》的已故德国作曲家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孙子，从他手上取得韦伯喜歌剧《三只斑马》Die drei Pintos的手稿，我花了两季时间研究、修改该剧，并于一八八八年指挥首演它，红遍了德国让我出尽锋头。不过，当时我也跟韦伯的孙媳妇韦伯夫人（Marion Weber）传出不伦之恋！韦伯夫人大我七岁，虽然我们真心相恋，但世俗限制让我们无法在一起。

研究我的音乐学者Paul Stefan曾说：「马勒知音孟根堡（Mengelberg）发现马勒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如此完美与独创，他推测可能不是马勒真正的《第一号交响曲》，果然后来他在马勒莱比锡时代的情人，也就是音乐大师韦伯的孙媳妇韦伯男爵夫人的档案上，发现了四首马勒年轻时代的交响曲习作。」而我与韦伯夫人刻骨铭心、不为世俗接纳的爱恋，你们可以从我《第一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从地狱到天堂〉，在这里我从疲惫的绝望中奋起，并描绘战胜失恋之苦的快乐心情。

红颜知己纳塔莉提供创作意见

另外，我还要提在我卅岁左右，也就是创作《第三交响曲》期间所交往的一位红粉知己，中提琴家纳塔莉．鲍尔-雷赫娜（Natalie Bauer-Lechner，1858–1921），我们交往的期间，从一八九○年她离婚一直到一九○二年我与爱尔玛在一起为止。

一八九○年她离婚之后，开始写信给我，要我离开维也纳，跟她到布达佩斯旅行，此时我正享受担任皇家歌剧院的总监所带来的第一个职业上的成功，之后我到汉堡工作，她又在布达佩斯多次写信来邀约。这时我的父母才刚过世不久，妹妹尤斯汀娜跟我同住并照顾我的起居，纳塔莉不仅是好朋友、音乐知己，更几乎成为家庭成员，共同跟我妹妹尤斯汀娜照顾我的起居，经常陪著我爬山、骑车，在大自然中促膝长谈。

因为深厚的音乐素养，她在跟我谈起音乐中的技巧与美学时，比其他人更投机，因此在卅多岁充满创造力的生命阶段，她提供我许多创作意见，主要是像《第三号交响曲》结构、曲式、内容的预先讨论与执行的可行性。这些内容我在创作期间并没有公开示众，但却与纳塔莉私下讨论、记录，可见当时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她也的确对我用情颇深，就像扮演著母亲的角色，一方面我的伊底帕斯恋母情结需要，让我曾经考虑是否要娶她为妻，另一方面我也曾受不了地抗议，要求尤斯汀娜可否有一个夏天不要有纳塔莉加入。不过，当我严肃地思考自己的不朽，纳塔莉的年纪已经进入四十，在当时已经是无法安全生育的年龄。另外，如果你看过她的照片，她并不是一个外表吸引人的女人。后来成为我妻子的爱尔玛也曾要求我残酷地告诉纳塔莉：「我不能娶妳，我只能跟漂亮女人结婚。」

当沙文主义的马勒遇上爱尔玛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心中最无法容忍的女人，就是外表邋遢、仪容不整，要知道我是个公众人物，一站出来就有个样子，端不上台面的女人我绝对无法多看一眼，所以大家能理解为何我无法跟纳塔莉修成正果的原因。女人可以有才气，但却要完全以我为主。

另外，我的女人还必须能够忍受孤独，当身为创作者的我专心作曲时，我的女人就要安静地闪开。我不想见妳，妳就必须消失，我对妳疏远、冷淡或不满，妳没资格生气。我的妻子跟我生活在一起，但必须同意跟我分房而居，两人的房间中间还要隔几个房间，我要有自己独立出入的房门。

看了这些要求，大家可能觉得我很沙文主义、很机车、甚至有病，但这就是我对我女人的要求。爱尔玛是我感情上的最后一个女人，而我不仅不是爱尔玛的第一个男人，也不是她的最后一个。但不管怎么说，我是这样地爱她。

当时才貌双全、活耀于维也纳社交圈的她，初吻献给了完成《贝多芬饰带》Beethoven-Fries（1902）的大画家克林姆（Gustav Klimt，1862-1918），他同时也是维也纳分离派及奥地利装饰主义运动的创建者，他可以说是爱尔玛爱情的起点。

另外爱尔玛也是作曲家齐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1872-1942）的学生，她一边学作曲、一边谈恋爱。说实话，跟我相比齐姆林斯基的才气与创作力远逊于我，不过能跟爱尔玛认识，还真要感谢他。

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四十一岁的我，在某个社交场合遇到爱尔玛，她当面向我抗议，抗议为何长期忽视齐姆林斯基寄给我的作品，搁置不演出，她认为那是首杰作。当时我就对这个小我廿岁，胆识过人、风华绝代的小辣椒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就假借要帮她演出齐姆林斯基作品为由，对她展开了猛烈的情书追求，其中还包括一封长达十一页信纸的长信。

被压抑也被热爱的小妻子

当时正值我回到维也纳，我的作品并未得到真正重视，艺文界的批评仍烈，《第四号交响曲》的慕尼黑首演仍惨遭失败，艺界更评之为「疯狂的音乐」，让我的心情跌落谷底。不过，低潮时刻却出现了我的爱尔玛、我的幸福、我的真爱。一九○一年十二月底，两人宣布正式订婚，两人相识四个月后闪电结婚步入礼堂，而且我满怀喜悦期待新婚妻子腹中第一个孩子的到来。

婚后，我的大男人主义，逼迫爱尔玛放弃她三脚猫的作曲工作，专心相夫教子，为我抄谱，陪我到世界各地指挥，她成了我音乐创作的源泉、工作幸福动力，也是生活中的安定要素，最后却也成为心中最终的痛楚与牵挂！事实上，从我俩认识、结合、生活冲突、直到我死亡，爱尔玛与我的关系是很纠结的，她是我渴望的完美爱情，但我对她所做的一切却又背离长远的爱情。

爱尔玛曾这样说过我：「马勒是做著梦度过童年的，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像他这样旋风式地改变情绪。」「马勒长久以来呼风唤雨，众人莫不臣服，以致他极其独立，感到高处不胜寒。」这些话语充满著对我的崇拜却也有相当程度的不满。先前各位看到我对女人、妻子的要求，其实就是我写给爱尔玛的爱妻生活守则，我如暴君一般的指挥家性格丝毫没有在婚姻生活中让步。

而我对爱尔玛的爱可以说尽是荡漾在音符中，我与她热恋时谱写《第五号交响曲》的稍慢板乐章，被誉为廿世纪最美的音乐情书，因而一举掳获她的芳心。此曲到了廿世纪中叶也被导演维斯康提用于电影《魂断威尼斯》中当配乐。另外《第六号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第二主题，小提琴展现热烈飞扬的音符，就是爱尔玛美丽奔放的象征。

一九○四年我们第二个女儿出生，正当沉浸家庭欢乐气氛时，我也完成了充满悲剧色彩的《第六号交响曲》，并著手根据吕克特诗集谱成的《悼亡儿之歌》Kindertotenlieder。妻子爱尔玛回忆：「半小时前，他还拥抱亲吻初生的小宝贝，转身随即投入死亡作品的创作，转变之巨令人害怕。」

外遇事件后以《千人》题献示爱

爱尔玛在精神调养阶段，接受医生所开的跳舞处方，因此在跳舞场合认识了小她四岁、年轻有为的建筑师葛鲁佩斯，葛鲁佩斯对她惊为天人并迫不及待展开追求，两人陷入热恋（日后成为爱尔玛的第二任丈夫）。

爱尔玛面对抉择，在那个当下她还是顾念夫妻情面选择了我，她说：「我根本不能想像没有他的日子….更别说是和另一个男人一起过日子。我常常会想要自己一人到别处展开新生活，但从来没想过和另外一个人的可能。马勒是我生命的中心。」而我也忽然醒悟到对她长久的忽视，之后给她写信说：「如果你当时离开我，我会像没了空气的火焰遽然而熄。」这个出轨事件使我对她加倍关怀体贴，深怕失去我的最爱，甚至协助出版她的曲谱。

《第八号交响曲「千人」》规模庞大，指名献给爱尔玛，作为我自己对她无尽深爱的宣示，也是自我挣扎与救赎的展现，这也是我唯一一首有题献者的交响曲。我先前所有的交响曲之于此曲而言，都不过是序曲。这也是我至今所创作过最伟大的作品，我从不吝啬自己对《千人》的赞许。

其实《千人》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首演前的八月廿五日，我带著一颗沉重的心来到荷兰的莱顿（Leiden），与知名心理学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相约在此讨论他破碎的婚姻，佛洛伊德说，我是恋母情结，爱尔玛是恋父情结，两人应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却被时代捉弄。这时距离我告别人世只剩八个月又廿四天。

「为你而生！为你而死！爱尔玛」

我生命中未完成的《第十号交响曲》开头的音乐，甜蜜到窒息，心痛到淌血，泣诉到断肠，缠绵到地老天荒。不协合音在绝顶处拔高，延长到听觉的极尽才解决。但在最后一页手稿上，潦草地写有「为你而生！为你而死！爱尔玛」，斗大而令人震颤的字句，因为我当时完全意识到自己风中残烛的生命，而卅二岁的艾尔玛却像是绽放的鲜花，情敌已虎视眈眈，准备接手当下一个丈夫。果然，葛鲁佩斯在历经一番追求后，于一九一五年与爱尔玛修成正果。

我死了之后，爱尔玛还多活了五十三年，依然情史不绝……好了，我跟我的女人们的故事讲完了，有些部分或许显得无聊冗长，但有些部分在当年可是比八点档的肥皂剧还精采呢……下回聆听我音乐时加进这些女人元素，肯定听来更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