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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场中的蔡明亮。(许斌 摄)
特别企画 Feature 电影╳剧场.最初的恋慕 不断的情缘─蔡明亮的Only You/关於戏 专访《只有你》导演

蔡明亮:既然敢邀请我,我就不会客气

蔡明亮的影像作品以「慢」著称,工作起来也有著不畏与时间对峙的耐性。这次一口气执导《只有你》三出戏,早在半年前就和杨贵媚、李康生、陆弈静三位演员展开工作。最初聊天漫谈,从各自生活中兜成戏的血肉,进剧场后发展出三种不同风味的独角戏,大为颠覆人们对「独角戏」看演员诠释角色、炫示演技的印象。

近几个月天天进剧场,从下午排到晚上,好不容易抓出时间受访,蔡明亮一边用餐,脸上有轻微的倦意,但说起创作冲撞限制之必要,他目光炯炯,坦然直言:「拍电影或剧场都好,既然敢邀请我,我就不会客气。」

对剧场怎么个不客气法?让演员在台上沉睡可能是其中一种,但为什么这么做?蔡明亮眼中的剧场和独角戏还有哪些可能性?以下是他的现身说法。

蔡明亮的影像作品以「慢」著称,工作起来也有著不畏与时间对峙的耐性。这次一口气执导《只有你》三出戏,早在半年前就和杨贵媚、李康生、陆弈静三位演员展开工作。最初聊天漫谈,从各自生活中兜成戏的血肉,进剧场后发展出三种不同风味的独角戏,大为颠覆人们对「独角戏」看演员诠释角色、炫示演技的印象。

近几个月天天进剧场,从下午排到晚上,好不容易抓出时间受访,蔡明亮一边用餐,脸上有轻微的倦意,但说起创作冲撞限制之必要,他目光炯炯,坦然直言:「拍电影或剧场都好,既然敢邀请我,我就不会客气。」

对剧场怎么个不客气法?让演员在台上沉睡可能是其中一种,但为什么这么做?蔡明亮眼中的剧场和独角戏还有哪些可能性?以下是他的现身说法。

Q:蔡导早期做剧场,剧场对你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什么?

A:我念文化戏剧系时,姚一苇老师在南海路办实验剧展,培养了很多小剧团。班上有几个同学也想成立剧团,后来连续参加三年实验剧展。一九八三年,我导了第三出戏《房间里的衣柜》,但我无法靠剧场生活,就帮电视节目写剧本、当电影场记等,尽量在生活中维持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电影可能多过剧场,但出身于剧场,仍觉得剧场有吸引人的魅力。长期以来剧场都带有理想色彩,即使是百老汇,都跟(电影倾向)工业有所区隔,它是手工的,因此剧场在我心里的地位比电影更崇高。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做剧场,但对剧场还有感情,两厅院邀请我做独角戏,我就答应了,也做了没想赚钱的心理准备。

 

Q:导演过去的电影多呼应某些社会脉动,这次三出独角戏虽从演员个人出发,但是否也想探讨某些社会现象?

A:我不愿意把我的作品当作研究社会的概念来思考,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或想帮大家上课。作品中有我的人生,反映了我的感受,我也是当代社会里的一个人,当我对现代人的一些观念感到不适应,我就会思考。

《只有你》也是在讲对这些生活的感觉。不论是美丑胖瘦的标准,担心食物不安全,想拥有、迷恋某个东西,其实往往说不出真正的道理,这就是人。而我周围的这几位演员其实也是普通人,关起门来跟每个人都一样,我就想从这著手,做个贴近生活的东西。表现方式可以天马行空,不过戏的基调是贴近生活。

我们习惯排个「有看头」的戏,通常看头是在演员的演技或角色塑造上,或是谁来演莎剧的马克白和《四郎探母》的四郎等。但我想破除这种习惯,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希望做不同的开发。所以我找贵媚来演,不是挑战角色,而是挑战进剧场后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怎么传达我们讨论出的概念,因此这出戏很自然地必须从演员的生活经历切入,而且不只一出,而是三出戏。

 

Q:和三位长年合作的演员进剧场工作,有哪些不同以往的经验?

A:我们熟悉彼此的工作状态,拍电影也是,向来我们的调调就是不慌不忙。一开始没有剧本也没有台词,他们知道要讨论,大家习惯这个方式,就走走看。

在剧场里,杨贵媚有种东西被挑出,她的肢体从不被要求要这样。鬼在飘,电影的处理很容易,就用个滑板;在剧场里则要处理她的身体。我第一次看到杨贵媚用脚趾头演戏,非常厉害,她非常的剧场,转过来转得非常准确。

陆弈静很有能耐,可以忍受很多事情,比如吃不喜欢吃的鸡脚;小康也是可以忍受,像潜在脏水里、被打针……他们知道跟我合作,有些东西和演技无关,和耐力、坚忍度有关。当跟演技无关时,就可以处理得很生活,可是这个生活要有生活经验去支撑,所以很有趣。我们逐渐发展出三个不同的生活片段。杨贵媚的鬼,有很多她自己的生活习惯、影子或节奏;陆弈静和小康也是。我们尝试发展一种舞台的新形式。

另外,我很开心其他艺术家的参与,包括郑宗龙,他知道我不是要他原有的东西,要挑战新的可能性。他不是来编一个好看的舞给我,是要给我贴切的动作处理,不同的舞蹈概念,这种合作非常有趣,而我的演员们也有能耐承受这些新的东西。

 

Q:谈到舞蹈,之前你的电影作品也出现过歌舞,但这次的呈现显然是不同的。你要求怎样的身体质感?音乐呢?怎么将这些老歌和演员配对?

A:我不喜欢看(模仿)百老汇的歌舞剧,虽然唱华语歌,骨子里却想变成百老汇,观众也想看百老汇,这变成一种恶习。不是说我的就好,而在于是否有不同的东西、方法,是我们原创的。

舞蹈我不在行,但我有概念怎样让动作走得顺,而我需要一个编舞家帮助我落实,无意中看到宗龙的作品后,觉得他可以帮我。我觉得他的东西是从生活上出发,不是从美感出发,当然生活最后也会转换成美感。他的基础调性和我很像,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讨论起来也比较容易。

音乐是使用我很熟悉的老歌,但不想变成老歌发表会,有些关联是跟著演员的特质走,比如贵媚,我觉得她再像明星一点,所以帮她配的歌比较风格化,例如〈毛毛雨〉、葛兰的歌或是〈香格里拉〉,也很对她的胃。

在贵媚的戏里,音乐来自收音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广播呢?我也没给特别解释,因为这个戏是鬼,我就用这样的音乐来使背景不那么当下,制造点疏离感,像〈毛毛雨〉是一九二七年的作品,不这么悦耳,也不像现在习惯听到的。

小康的戏,就根据戏中我父亲的角色和我的记忆决定音乐。我小时候住过一个在郊区的家,是种胡椒的、养鸡的,泥土的气氛很浓,好像搭了类似周璇的年代,而周璇也正好是我父亲最喜欢的歌星。小康和贵媚的声音处理不同,贵媚是从收音机出来,小康的音乐则是从记忆里来。

陆弈静的音乐,是她在医院听到一个放老歌的频道,想找出那个频道,但不知道时代、地点,所以找不到,只出现在梦中。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我猜这些歌也是她生活的背景,只是她可能没有这么注意,可能时间遥远了,不像我会回头找它。戏里她听到一些老歌,也是记忆的牵扯,戏在讲身体,她在找身体,但难道只有身体吗?也许还有一些内在的东西。透过这样的概念来思考、讨论她到底在找什么。

 

Q:你曾说「为什么一个演员不能在舞台上睡廿分钟?」我记得拍完《黑眼圈》后你也说希望结尾愈长愈好。在剧场与电影处理时间,手法上有何不同?

A:其实没什么不同,而是每个东西都有「限制」。以剧场而言,两厅院希望戏不超过九十分钟,但我受不了这种限制。我常常觉得,人们做什么事到最后都形式化,于是创作的自由开始消减。时间也是创作的限制。很多东西都怕观众不习惯,怕观众不来看,怕口碑坏,这也是市场的思考。但观众在看电影或剧场时,脑袋没被开发,艺术家也只是做出成品,用来娱乐、消费……久而久之,社会便失去创造力,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我认为,最困难的就是创作。我常问两厅院「为什么怕我做超过两小时?为什么怕争议?」我觉得最不该保守的就是这种艺术殿堂,因为它提供创作自由的空间。剧场不该保守,我不会在戏里胡搞,而是为了撞击,我很自然地做自己,追求创作的自由,拍电影或剧场都好,既然敢邀请我,我就不会客气。

我希望能带来点思考与反省,不然邀我来没意义,不看我的戏还有别的戏可以看,就像卖座的电影从来没少过,观众也没少过,可是提供什么?我认为观众看到什么和有没有开发他们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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