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大概每隔一分钟，纪蔚然就在沙发上换个姿势，左翻，右转，最后他索性滑下沙发，点了烟。我细看他的长相：遮住下半张脸，上半脸像是皱眉头的林清玄；遮住上半脸，下半脸的胡子像是大力水手的坏人布鲁托。

只是这位布鲁托的胡子有些花白，做什么事都显得用力十足。他是台湾重要的剧作家，一九九○年代末期写过数出犀利的时事讽剌剧，事隔多年后，他写了新作——《拉提琴》。他随著剧团开记者会，他说：「这是我写过最好的剧本。」台下闻言大笑，他又说：「我是说真的，不是开玩笑。」于是，台下又笑得更大声了。

此刻的他，必是带著气愤又无奈：「会写这出想要探讨的（他强调不是讲，是探讨），台湾社会讨论很多事都是很制式的、浅薄的反应。」他举例，政论节目、报上的评论文章，「台面上的人对事情的分析跟反应时，好像掉入某种情绪跟制式的反应。每个人都是『反射板』外在剌激过来，马上就反应过去，脸书也是，msn也是。」就像是这场记者会的笑声，众人期待他好笑，即便是正经的谈话，众人也想尽办法在话语的缝隙里寻找笑点让自己发笑。

「台湾人是不是有一点……全球化或是科技太进步，脸书玩太多，iphone玩太多，思考开始有扁平化。」纪蔚然早先是连手机也不用，连e-mail也习惯以数字、数语简单回复，因而被叫「冷伯」。今天约访，他留了手机连络，他说，这几年回e-mail也不再只是聊聊数语，「骂人的时候，或是交代工作的时候，还是会写多一点。」但脸书他是不用的，甚至连上网也甚少。

「我想探讨的是台湾知识分子的困境。」

他的杂文、早年的剧本常会拿大众文化当开玩笑的箭靶，这次的《拉提琴》还是有取了现实生活中「邱毅与陈致中」政论节目上辩论的「垃圾片段」做梗，但比起过去，这样的片段似乎少了很多，「那些东西都旧了，不必一直重复。」而《拉提琴》也不像过去的本子，泼辣直接，到底这出戏是要说什么？纪蔚然抽著烟，在沙发上侧身而坐，一下子把右腿叠在左腿上，一下子又把左腿叠在右腿上：「戏里的史文龙和刘三是台湾社会的两个典型，我想探讨的是台湾知识分子的困境。」

戏里的史文龙是自杀的立法委员，而刘三是苦于升等论文无法写出来的大学教授，这是台湾社会两股典型的力量：史文龙擅长了解他人的欲望需求，他是提供者，让他们满足，进一步控制对方，「这是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支配者。」而刘三则是另一种相反的典型，不相信一切，质疑亲情，质疑社会的反抗，「他把自己陷入一种迷惘、无能为力，放弃的状态。」而刘三的处境，便是他认为台湾知识分子的处境缩影。

纪蔚然的剧本常会出现大学教授的角色，这些角色个性都有某种缺陷、无力，像是他自己的缩影，而这次的刘三不同，他是一个写不出升等论文的学者，研究的主题是：后感情年代的台湾心灵图像。这是鬼扯的吧？「不是，是真的有一本书谈后情感年代的心灵图像……」受布希亚的「超现实」影响：媒体中介了真实，媒介真实取代了客观真实。有学者将此理论延伸至人的情感：如果我们的情绪是从媒体媒介过来的话，我们的情感都是复制而来的，这个情感是超越原本真实的状况。

刘三开始质疑：自以为比任何人看得比谁都还看得清楚，但他却陷于一种困境。而结束时的开放式的结尾则是要说：像刘三这样的什么都相信，什么都质疑的人，仍是企图想寻找出口，而这个出口竟然是去寄望一个死去的人复活，就像许多知识分子对外在环境感到无力，最后只能寄托一个荒谬的出口。

「我们受到太多西方理论的影响：反抗是无用的，所以就投降。但这样的话，乐生、都更、美丽湾就这样放弃让政府乱搞吗？」反抗仍有其效用，但你参与这些社运吗？「没有……我关心但不参与……而且我太自觉了，我怕一到现场，我就会想：啊，这么多人在这里干嘛啊……」他说，写剧本是他介入社会的方式。

「剧场很多笑声都变得便宜。」

他日子过得好，每天教课、散步走路、回家，不太看电视，不上网，这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剧本是：「我这几年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的观察结果。」你看到什么社会现象会特别生气的吗？「没，我过得很好。」你对社会没有不满，却写这样气愤的剧本，不是很奇怪吗？「你要在台湾社会找到一个不满的人很容易，我没有不满，我知道现在状况很差，但我对于一般人对很差的状况的直接反应，没有思考过的，我也很不以为然。骂政府成为全民运动，我也生气，但我不想骂。」那你不就是跟刘三一样了吗？「我没有卡在那边，我有在思考，我在写剧本，不是提供便宜的感动，便宜的消费，我觉得这是我参与的方式。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

「是不是便宜的消费」是排在「反抗」之前的。我问纪蔚然，新戏好像不再那么好笑？「故意不要好笑，笑声需要检讨，剧场很多笑声都变得便宜。」他举网路笑话、电视剧的搞笑，只是为了让人发笑而没有任何颠覆效果，「幽默是有层次的，平常的思考是一个样子，但把平常思考的模式翻转一下，会产生一种幽默的笑。」这是有层次而具颠覆性的笑。

「以前，是要我们去逗，他们才会笑，现在的观众进剧场，就是预期要笑，就算你不好笑，他也要找机会笑，现在的观众变得有点贱，你稍微逗我一下，我就会笑得比谁大声。」他骂观众贱的时候，还特地停了下交代这一点一定要写：「有人在舞台上骂句干你娘，观众就开心大笑，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他分析剧场的笑声变便宜，眼泪也会变便宜。观众变得易感易哭笑，为了哭笑而哭笑，「这是剧场我们自己的错。我们看到观众笑了哭了，就以为有反应了，就愈下愈重，大量复制那些片段，当观众没哭没笑，我们就会慌，会觉得观众没反应。」就像是一道菜的味精，愈下愈重，最后只剩人工甘味，而抢走了原食材的滋味。

另一个让观众易笑的原因是：「时代变得轻了，一切都变得轻盈了，每个人都习惯立即的反应，有什么剌激马上就有对应的反应。每个人都能轻易被说服，所以哭与笑都变得容易了。」就如他的新戏所批判的：这个时代的一切都轻易变成一种不经思考的制式反应了。但他却反思：「有时候我会特别去克制对事情批判的冲动，因为有时批判对我也是制式反应。」这时，他又像那位被自己绑住的刘三了。

剧本写：「台湾每个礼拜需要一个任由众人丢石头的众人……」他说，那是因为大环境不好，每隔一阵子就要找人发泄一下。剧本写：「台湾不是第三世界……台湾有101……台湾有高铁……台湾还有，还有……还有四十万以上的外劳！」他说，这当然是讽剌，但台湾本来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也没什么不好。

「现在特意放慢脚步了。」

脱去了好笑的外衣，纪蔚然剧本的愤怒依旧在，只是这次的愤怒有些不知要对准什么地方，很用力，却是打在空气里，「这剧本我写了九个月……我在乎的是剧本的视野和格局到什么程度……写完这本，短期两、三年之内是不会再写了。」写了这么多年，心情应该很不同吧？「现在累了，要突破自己愈来愈难了，以前一年一本，写得快，现在特意放慢脚步了。」

纪蔚然的杂文很好笑，《黑夜白贼》很好笑，《夜夜夜麻》很机歪，但也很好笑……他说，这些好笑的东西都是在重复自己，玩腻了，不想再做了。事实上，他的剧本时也时有老梗重复，好比，时常有个不懂世事的大学教授；祭祖要由男生先拜，女生后拜……布鲁托的胡子已经花白，似乎在眼前显得愈来愈显眼了，我不时想起《夜夜夜麻》的那句对白：「干！有人一大早就要自杀，为什么我不能酗酒！」那样理直气壮的疯颠和气愤。

纪蔚然又在沙发上扭动了，他愈来愈坐不住了，甚至也不太进剧场看戏了：「今天这样可以了吧？够写了啦！」他忙著打发我，边送客的时候，边说年轻时虽写得快，但也写过烂剧，我问，那你对《拉提琴》的评价如何呢？「我又没第三只眼，当然要等上演之后看了戏才知道啦。」我提起《黑夜白贼》实在是好看，他嘿嘿笑了几声，「是啊…那真的是好看…。」像是在说上一辈子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