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这出戏《玫瑰色的国》是设定在二○三四年，舞台上投影灯幕的年份标示，是首幕，名为〈重逢发表会〉，是纪录片与专书发表会，记载一群人从青年时代参与学运、社运到中年的人生诸事。相对我们观众的当下，此戏一开头便把人给抛入剧本叙事里，属于故事／虚构的时间；套用惹内特（Gérard Genette）的叙事学理论，这是一个「被讲述的时间」。

讲述未来的想像

这是在讲述一个未来的想像，剧中穿插几个时段，是人世沧桑与世局变迁，如二○二五年，台湾爆发严重的人传人禽流感；二○二六年，云林台西乡兴建第五座核能发电厂，住民发动抗争；二○二八年台东的大东部开发计划，引发抗议风潮；二○三○年，两岸双方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共组中华联合共和国的统一；二○三二年，来自中国的资本与文化，制度性地垄断台湾在地生机，台湾因而试图脱离中国，举行独立公投，但以失败告终，必须赔上五十年在中国治理下不得再提公投的历史代价。到了剧末尾声的第十七幕，我们又回到首幕〈重逢发表会〉的情景，整出戏形成一个首尾相扣的时间回圈，一个从未来回到过去、也是回顾关键时刻的进行式，最后以一幕〈玫瑰色的国〉的新书朗读声明作结。

这是一本廿年后的学运忏情记，青年人经历困难与挫败，相遇和别离，成就与背叛，努力生活的妥协与离散。他们常想起当年在话剧社的成果发表，是一出关于台湾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的戏，剧目《玫瑰色的国》是此番情景的描述。它还点出一九九○年野百合学运，更具企图心的是提到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从台大校园控制学生思想开始，正式揭开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各阶层全面性整肃的序幕，试图勾勒出学运在党国体制下台湾的历史图像；再者，观众可以在剧场四周墙上观赏这些相关的摄影、图绘以及演出的道具陈设。至于在剧演方面，《玫瑰色的国》巧妙地利用文化中心的空间限制，把受制于柱子的位置区隔规画成历史时间的变换，在观众面前左右来回穿梭，使整场戏的时间肌理不仅止于数字变换，因而变得相当丰富，实在令人耳目一新。

关键的二○一四年

《玫瑰色的国》把二○三四年的时间性处理得很出色，意味深长，现场当中，要把我们当下（二○一四年的反服贸太阳花学运、反核四社运）的社会成效带进一个危机／批判（critical）的时刻之中，像是对我们错失主权在民的民主抗争，两岸党国体制在台的直接与跨境治理，两者注定要遭到往后历史的审判；这里有一个班雅明式的历史辩证法，是停顿的辩证法，所有事件如同星丛的罗列，一种共时性的事件结构，而这个审判在此便早已到来了，因为在剧本叙事的时间里，二○一四年是成了命定失败的过往。于是，二○一四年这里有两个当下的冲撞，一是体现为现在，戏剧在进行中的讲述时间，另是体现为过去，是被讲述的、在未来中回想、或回来探访的时间；或换个角度来说，我们时而处于现在，时而从未来被遣送回到过去当中。

这是彭靖文与「读演剧人」第四号作品，是继二○一三年台大艺术季动态工作坊的成果演出后的另一次发展。二○三四年，一个虚构的叙事体，却拉出一系列现实的历史事件，并把这些事件再次编入二○一四年的一场剧场演出，虚构与真实彼此相互融接，是一出精采的演出。

若要有所批评，那就是肢体语言过于一般，舞作略嫌生涩，其实验性的美学张力还有努力的空间；在剧本方面，叙事体比较是著墨于各种情节的交代，故事的前后演变，若能深掘二○一四年学／社运与世代的思想底蕴，那么我相信此剧在感人余韵中孕育的思辨冲击则必然能启迪人心。但无论如何，要强调的是，《玫瑰色的国》的演出绝对不是在表述枉然的世代青春，个人与国家主体幻灭的惆怅，反而是以历史审判预先到来的语调，鞭策并激励我们当下的二○一四年必须义无反顾地反当前政府施政作为，不徒留来日的历史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