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台湾摄影界积极推动政府成立国家级摄影博物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借政府之力，抢救半世纪以来散佚各地、台湾摄影家留下的影像资产，许多没能被悉心照料的影像正快速崩坏中。近两年摄影博物馆一事终获得文化部正视，场地已定，但摄影文献普查的脚步仍赶不上影像消逝的速度。

国立台湾美术馆二○一○年举办「凝望的时代：日治时期写真馆的影像追寻（1895～1945）」，首次以大型展览的规模梳理台湾摄影史。今年再由影像工作者简永彬策划「看见的时代：影会时期的影像追寻（1940s～1970s）」，展出一百卅五人、近五百件摄影作品，包含郎静山、张才、邓南光与李鸣雕，还有李火增、林寿镒、许苍泽、郑桑溪、吴金淼、骆香林、周志刚、何慧光，及美籍传教士薛培德等人之作。

上述摄影家除了少数外界熟悉的专业摄影，更多是地域性或业余摄影家，他们拥有质量俱佳的摄影作品，却因长期不被重视而显得陌生，简永彬直言，「看见的时代」展出近五百张照片中，半数未曾曝光。

走过半世纪的写真路

日治时期，台湾摄影人靠经营照相器材、开设写真馆，推广摄影进入普罗生活，虽然日本政府控管摄影机具严格，但台籍写真馆带动民间摄影风气，如林草在台中开设的「林写真馆」等，留下许多台湾早期影像。

台湾人接触摄影的管道多来自日本，「三剑客」为代表，他们将写实摄影观念带入台湾，与五○年代后郎静山为首的「中国摄影学会」主张结合中国水墨传统的写意摄影抗衡。而「中国摄影学会」在台复会后，台北摄影学会、台湾省摄影学会等纷纷成立，台湾进入「影会时代」，在发表平台匮乏的年代，影会是台湾摄影爱好者汇聚及交流的重要团体。

因城巿与乡镇对摄影的理解及表现有所差距，六○年代末城乡呈现不同的影像表现，如张士贤主张「主观性的观看」开启纪实摄影新纪元，他认为纪实摄影不纯然是客观记录，主张个人式观看的「社会风景」，为了贯彻个人主观意念，作者应先致力个人修为并养成对事物的观察力，此影响了屏东「单镜头摄影俱乐部」的刘安明、林庆云（台湾设计家林盘耸之父）、李秀云和北部的黄伯骥等人，俨然成为南台湾摄影界导师，他们以强烈的黑白阶调及粗粒子、广角镜逼视被摄物等手法，再现地域和原味的风土文化。

可惜的是，一九六八年张士贤病逝后，毕生五万多张底片下落不明，其后人与摄影界失联，国美馆展前还发出「寻人启事」，希望能与张士贤后人取得联系，仍无下文。因此，这次展览只能翻摄张士贤当时参加日本摄影竞赛得奖的相关文献资料与照片，及极少量的照片样本展出。

现代摄影的萌芽

五○至七○年代也是台湾人体摄影、彩色摄影萌芽成长的年代，更重要的是现代摄影思潮的开启。一九六五年郑桑溪与其学生张照堂，在美而廉画廊展出三天的「现代摄影展」，揭开台湾现代摄影序幕。郑桑溪提到：「我们赞同提倡求真的写实摄影，但是不只是肤浅的，一按即是的『记录』摄影。我们希望能用作品说明真实的人生——有哲学意味的，有感情冲击力的，赋有作者情感的作品。」

虽然「现代摄影展」被摄影界痛批离经叛道，却为台湾现代摄影踏出第一步。一九七一年「V-10视觉艺术群」成立，郭英声、叶政良、胡永、凌明声、张照堂、张国雄、庄灵、周栋国、谢震基、刘华震等为摄影带入更多艺术性的主观元素。此外，因乡土与现代文学论战、加上媒体蓬勃发展，自由摄影工作者以更冷冽的镜头观看台湾社会的变迁，如谢春德、王信、梁正居、林柏梁、王国光等。

台湾摄影人口众多，却没能如绘画、雕塑等获得正视，常令业界感叹。日治时期以来，台湾摄影家透过镜头记录百年更迭，若没有政府出力襄助，台湾摄影史纲的建立仍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