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劳作品的层次多元，除了关怀世界上的社会、政治现实，也切入历史长流，对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与文明现象，透过剧场形式，对照省思。本文选介米洛．劳的三出重要作品，借此初探其创作脉络。
《仇恨电台》Hate Radio（2011）
一九九四年卢安达境内胡图族对图西族发动大屠杀，在一百天内造成近百万人死亡，是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屠杀之一。向来关注重大历史与社会冲突事件的米洛．劳，在二○○六年便曾试图以此为题进行一项剧院委托创作，然而在密集大量的阅读与写作后，仍无法处理这么超乎想像的庞大悲剧，最终只能以解约收场。直到二○○九／一○年他创作了《希奥塞古的末日》，以审判罗马尼亚独裁者的法庭空间作为东欧共产政权垮台之寓言场景，才让米洛．劳重新找到切入卢安达大屠杀的方法。（注1）
《仇恨电台》以在大屠杀中扮演关键宣传角色的卢安达自由广播与电视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 Collines，简称RTLM）（注2）的录音室为场景，重新将当年广播的播送场景搬上舞台。当年的节目在热门歌曲、体育赛事之外，也传送了挑起种族仇恨的意识形态，甚至直接鼓励杀害图西人。讽刺的是，这个电台当年是在联合国鼓励卢安达言论自由下才成立的，而其中一位播音员更是比利时人。米洛．劳便以此电台为隐喻，基于当年的录音资料、档案和访问，重新制播电台节目，挖掘种族仇恨的根源，以及欧美强权政治操作的严重后果。
这个作品以演出、出版、广播剧和电视纪录片等不同形式行走至多国，是导演「重演」（re-enactment）系列创作的代表。但重演并非单纯关于档案事实的编辑，编导的研究重点更在于找到这个节目的「典型」：很多内容不是来自节目录音，而是从法庭审讯稿、当时听众的描述，甚至是编导与受访者的互动而来。舞台上电台节目开播前后几位「证人」的投影装置也是编导所谓「寓言式的、完全虚构的人物」；譬如演出中使用了超脱乐团（Nirvana）的音乐也不是基于考证，乐团那种属于「九○新庞克的疲惫、愤怒」，既紧张又绝望的姿态是他为此寓言场景定调的方式，这个作品「也是关于九○年代的青年文化」，导演说。同时，其中三位演出者其实是受害之图西族的后代，他们的生平经验也为作品整体的辩证与感受增加层次。米洛．劳认为记忆不是可用科学标准测量的，《仇恨电台》是当代、事发廿年后重建意义的尝试。（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