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的观点提供了全新观看身体的视角，因为技术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在场，提供了非常先行的条件——使我们成为「人」的可能，从根本上来说，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并不是「我们」，人早已成了「人与技术」混合而成「技术个体」，生活根本已离不开科技，科技也改变了人性、伦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重新定义了「人」的可能性，而艺术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人在科技、网路世界中的生活情境，如何去探讨现代科技对人际关系和自我追寻的冲击？
对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影响深远的法国哲学家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其一九五八年的名著《技术物的存在样态》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中探讨了技术与人的身体概念，被视为后人类思考的先驱。
西蒙东认为，必须从操作与运作过程来了解机器为何为物，而不是把机器视为一个固定存在的物体，因为人一旦开始使用机器，身体就会成为机器运作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机器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比如说智慧型手机与身体接触的概念，是多种技术概念的整合，若将此概念推论到人类在演化史中如何使用不同的技术，则或许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使用「机器」的原始人类，就已经是后人类了。
将旧的技术互相拼装（assamble）形成新的技术，也暗示了技术元素将自己整合到一个「技术个体」（technical individual）中，就像器官融入活体，也像生命进入环境中一样，「技术个体」构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介入（intervene）成为后人类运作的条件，这些概念成为后来女性主义学者哈洛威（Donna Haraway）探讨赛伯格与身体感知的《赛伯格宣言》（1985）基础，而开放机器的组合，也预设著人扮演著机器与机器之间活生生的诠释者，人与机器互为主体。
人与技术混合 成了「技术个体」
从后人类的角度来探讨表演艺术，可以从对技术物的描述中来评析，当把整个环境（或是道具）视为技术物，并且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时，我们就可以将人机合体的身体视为一个「技术个体」，例如在表演中身体加上灯光跟各种道具等新的技术物，身体成为一个新的「技术个体」，而科技本身即与活生生表演者的「共同作者」（co-author）（注1）。用这样的观点来观看表演时，就不会仅仅只是从现象学的描述来探讨身体的主体性（因为现象学还是在处理自笛卡尔以来，以人为中心的身体观（注2）），人类世的观点提供了全新观看身体的视角，因为技术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在场，提供了非常先行的条件——使我们成为「人」的可能，从根本上来说，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并不是「我们」（甚至不是「人类」human的那个「我们」），人早已成了「人与技术」混合而成「技术个体」，生活根本已离不开科技，科技也改变了人性、伦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重新定义了「人」的可能性，而艺术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人在科技、网路世界中的生活情境，如何去探讨现代科技对人际关系和自我追寻的冲击？
安娜琪舞蹈剧场编舞家谢杰桦的作品Second Body，阐述了两种不同的身体论述，恰好回应了上述后人类时代对「技术个体」的讨论：作为「第一身体（First Body）」的「纯人类」身体，透过开车、使用手机等新技术的方式，逐渐将观念、知识与经验累积，将受科技影响的身体重新形塑成为「第二身体（Second Body）」。在这个作品中，舞者赤裸著上半身，从颈椎、手腕、手肘、肩膀、脊椎、膝盖、脚踝等不同关节旋转著，暗示了人刚开始学操作身体的样态，但随著动作加大，舞者的身体能量逐渐迸发，俐落地在空间中大幅度的舞动跳跃，好似不满于「第一身体」的极限，而投影也在此时投射出电波微粒在舞者身上，街道颗粒的显影在身体逐渐散布开来，有如穿梭在繁忙城市中的车辆与街灯，光线微粒在舞动中扭曲挤压，仿佛将整个宇宙纳入为「第二身体」。在这里，艺术家并未去质疑、忧虑、或是过分拥抱科技技术降临的种种爱恨交织的情境，在“Second Body”的想像中，艺术家透过作品提问：人机合体的时代中，究竟什么是身体？
而目前正在国立台湾美术馆展出德国艺术创作团队「机器人实验室」（robotlab）的大型自动机械绘画装置The big picture，透过软体重新计算美国太空总署火星探测器「好奇号」所回传的照片，将火星景观转化为一条连绵不绝的线条，借由程式系统驱动工业级机器手臂库卡（KUKA），经历四个月每日廿四小时的九亿次动作，绘画出长度为数百公里的线条，库卡在这个过程中的绘画姿态，有如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舞蹈身体，观众在观赏库卡像是跳舞般的绘画过程，也一同思考人机共创的未来世界，这件作品也让人联想到《黄翊与库卡》中机器与人类的互动演出，在编舞家黄翊精湛的舞蹈技巧、与机械手臂充满柔情互动中，暗示了人与机器之间不再冰冷，而是充满了好奇探索的亲密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