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张凯福，几年前的毕业制作以经典剧本《十二怒汉》为出发点，自此不断思考还能如何与群众对话，并将这几年的想法与经验汇聚成全新制作《十二》，与编剧张敦智搭挡，保留《十二怒汉》的陪审团原型，全面改写内容，使其更靠近台湾文化。剧中以死刑议题，探问在民主社会里，我们所谓的自由究竟是个人意志的展现，还是幻象一场？
《十二怒汉》为美国剧作家雷金纳．罗斯（Reginald Rose）的知名剧本，一九五七年由导演薛尼．卢梅（Sidney Lumet）拍成电影后知名度更增，透过十二位陪审团的精采辩论使看似明显的「有罪」的案情导向最终「无罪」的结果。导演张凯福自学生时期开始，便以不同形式发展此剧本的各种可能，除了演出呈现之外，亦举办素人工作坊，短短时间内涌上三百多人报名，他们选出十二人参加，从高二学生到七十一岁的长者都有。工作坊在历经了两、三个月的培训后举办了「成果发表」，素人们的表现让张凯福直呼满意，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从这群不同的世代／职业／生活光谱的人身上看见台湾群众的缩影，使得跳脱原著的《十二》逐渐成形。
人可以既感性又残虐吗？
如何突破经典、同时挹注台湾文化？是编剧张敦智在构思《十二》遇到的困难之一。「我原先是写一个多声混杂的剧本，让十二种不同的价值观激辩。后来发现是行不通的，多重的价值观碰撞不等于多重的故事线，会变得很混乱。」
在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以后，张敦智发现人性的复杂之处不只在于个体间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而是单一个体的思想本身就充满了重重矛盾。他以田调经验举例，曾经有一个受访者认为社会缺乏感性的温度，人不能只为了钱工作。「听起来是一位很感性、相信人的温度的人对吧？」然而在问到对随机杀人事件的后续处理态度，对方的回答是：「对于凶手，应处以极刑。」并表示一般的死刑都太温柔，主张应让凶手尝到「以牙还牙」的恐惧。「原来宽容与感性无法画上等号，有时候可能还伴随著残虐。」张敦智说。如是，《十二》的剧情开始有了巨大的翻转，离原著愈来愈远，聚焦于人性的矛盾。
被选择过的自由
《十二》除了剧本上有所颠覆外，亦于表演形式加入影像镜头。「真的要讲的话，『死刑』这件事情是可以无止尽讨论下去的。」张凯福说。是故，欲强化自由本身的矛盾性，演出现场安排与舞台等比的萤幕，观众能够借此看见演员内心的跑马灯，同时看见「镜头替你决定的视角」。
镜头的概念恰好与剧场表演展现了相反的意志──照理讲，剧场观众应能自由选择要观看的一方，然而透过镜头，其注目视角将被干扰，例如舞台上的角色喊著反对死刑的台词，萤幕播放的可能是赞成者厌恶的神情，如是一来，我们的脑袋里会留下的，究竟是符合逻辑的答辩台词，还是镜头为之决定好的真相？这就交给「自由」的旁观者定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