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恒久留存的我们
那是个寻常的早晨，因采访王嘉明导演之故，我与摄影师受邀到他刚搬进的新家，趁著摄影师补拍画面的空挡，浏览他书柜中的书，直到瞥见其中一本后停下那是《亲爱的人生》。 啊，是的。摄影师刚到访的时候有跟导演提到，「我们见过面，」她说：「2018年的时候，因为拍摄《亲爱的人生》，你跟李维菁的对谈。」 「对，2018年。」导演想起。 这一来一往的对话好快就结束了，当下没有什么情绪，但我总感觉，在这空间中的我们仨，心中都有一个没有吐出来的叹息，悄悄地收著。同样没有说出来的是，那一年，我就是看了刊登在 《PAR》上他们的对谈，才会买票去看《亲爱的人生》。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再过不久就会开始在杂志上登采访稿；王嘉明大概也不晓得这出戏会在法国巴黎的秋天艺术节获得这么大的回响；而更没让所有人想到的是，李维菁当时依旧像夏日早晨的晴朗笑容，再过几个月就会离开。 我有时候会想，剧场一直都是这样的地方，必须有人的存在才能够成立，因为如此，杂志的意义，某种程度而言，是永恒地记录了一切还没有发生的那一刻还没有发生，却热烈期待；还没有发生，而勇敢期盼；还没有发生，所以当下这一刻便恒久的被留存，这些人的这些对话，被恒久地留存。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回拿到杂志，我总是最先翻起人物专访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