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的叙事，一以营造出空洞的存在，一以重新照亮现实的暗区。尽管手法并不强烈、尖锐，但作品确实数度以后设手法跳脱叙述，让思考的可能性，因为疏离而找到穿插的缝隙。喜闹、平淡调性的背后，作者反思了悲剧意义。拾起被主流所抛弃瘖哑现实的同时，也还给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以降的悲剧理解，一个较庄严的面貌。
东京成人演剧部《人生、妈的太长。》
8/17 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区东3馆 乌梅剧院
当自由市场的劳动被与国家（天皇）信仰互相联系，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国家」概念的分析结果便显得格外清晰：它是资本家与群众之间的调和者；同时，这也让极致进步信仰，至今仍深入于日本社会骨髓中。这种歇斯底里的向上精神，在二次大战后到达扭曲巅峰，并爆发一波呼吁「堕落」的反叛。从松尾スズキ的剧本，可以看见这种剧烈对比至今仍是日本创作者思考的问题。
讽刺廉价悲剧性，也关照生存实情
对进步的无限向往，在推动经济活动同时，也反向喂养著一头渴望舔舐悲剧性的兽。那是布莱希特反对的消极戏剧洗涤，透过观看悲剧的心理投射，将心中累积的不满、愤怒与悲伤一扫而空，重新成为一名平静、无恙的人，被吸纳回不平衡的体制里，日渐绞碎身心。此现象在日本的精神结构里被放大至极致，在进步信仰里不断自我燃烧的同时，悲剧性成为被选择性隐蔽的现实，以及被渴望、被禁止的奇观。对它的需求融合心理学的禁果效应、与补偿机制：一方面像孩童对被禁止的事物反而更有兴趣，一方面亦是劳动者要宣泄内心焦虑、不满的欲望。久而久之，悲剧性演化出两面性：为大量复制、生产来迎接市场，它同时既成为闪耀的明星，又成为空洞的躯壳。
在《人生、妈的太长。》里，双线叙事同时讽刺了这种廉价悲剧性的虚无，也表现了松尾スズキ针对实情的关照。这种空洞悲剧性、以及对其贪婪的索求并不只存在日本社会，而是当代民主社会普遍存在的反噬。在讽刺面向上，剧中拍摄纪录片的研究生不断苦恼于主家的家庭是否不够悲惨？无法满足作品需求？更讽刺的是，作品诉求并非打入市场，而是要用于学位的创作。从市场到学院，需求方的转变，更深刻表现出作者对悲剧之思考已经荡然无存的不满。同时，研究生也苦恼于主角的悲惨境遇究竟是真的、还是演出来的？主角宣称自身经历毫无表演性的同时，也不断暗中进行角力，设法捍卫自己被拍摄的价值。
这种荒谬对比，与失智母亲不断产生认知错误、误导观众，又被儿子出场纠正的喜剧手法彼此呼应，成为两条荒谬的故事线。前者是对扁平悲剧需求的讽刺，后者则是现实本身。难道平凡的悲惨，就注定失去价值？
在喜闹、平淡调性背后，反思了悲剧意义
不是的。松尾スズキ透过研究生的故事线，将空洞的表象烘托出来后，在故事在高潮透过魔幻写实手法，回答了此问题。当母亲一手拉著浴室里儿子的手、防止他跌倒摔死；一手搆不著电话，不断挣扎下，最后，儿子的手竟然被无限拉长了。此一超写实展开，是作者对角色精神内在的诠释，也是研究生无法拍进纪录片的画面：为了活下去，生者必须如铁匠锻造金属般，不断敲打自己，在疼痛中延展肉身，才可能遍布至如此漫长的时间。这种韧性，是扁平悲剧缺乏与舍弃的、也是在主流叙事跌入社会沉默处的部分。尾声的场景，故事对「延展」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复：失智母亲在祭拜死去的儿子。在她脑中的乌托邦里，一切已结束，但儿子却又突然跳出，霎那间墓碑成了电锅，观众莞尔一笑同时，生命又不得不延续下去。这份看似普通，实则艰难的延展，这是松尾スズキ对现实重新测量的发现。
双线的叙事，一以营造出空洞的存在，一以重新照亮现实的暗区。尽管手法并不强烈、尖锐，但作品确实数度以后设手法跳脱叙述，让思考的可能性，因为疏离而找到穿插的缝隙。喜闹、平淡调性的背后，作者反思了悲剧意义。拾起被主流所抛弃瘖哑现实的同时，也还给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以降的悲剧理解，一个较庄严的面貌。
文字｜张敦智 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