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偶的多元呈现，确实将整段历史呈现的相当精采，但连续下来，表演性过强，甚至某种程度上，作品内里似乎隐隐显露出了不得不让每个片刻都得充满趣味的焦虑。好在这样的趣味呈现，是表现在戏偶身上，精巧地带出人物生活的种种片段。然而，如此间接而幽微的手法，有时却接著演员直接而满溢的情感投射，使得偶的冷静与人的激昂并置一起，形成对比，略显扞格。
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
5/10～12 台北 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
剧场是以虚代实的地方。虚构的人物和情境，除了用来模拟现实之外，也用来呈现虚构本身，因此在剧场内搬演历史、探讨记忆、回顾过去，不仅是剧场叙事的特色，也是屡见不鲜的手法。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由詹杰编剧，戴君芳导演，邱安忱独角演出，加上经自吴荣昌、黄武山两位操偶师手中脱胎换骨、活灵活现的布袋戏偶，在舞台上不仅仅只是搬演历史，而且是借由民间传奇等戏中戏的方式来借喻历史，呈现出一段交融现实与回忆、真人与偶物、真实与虚构、国族与家庭的演出。
以戏偶和物件，带领主角与观众召唤记忆
戏一开始，正在为父亲王添财守灵的王文彬（邱安忱饰）从睡梦中醒来，周遭摆满了一堆如炉灶、洗手台、冰箱、水族箱等纸扎家具，身处其中，像是本来就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的确，当王文彬说起故事，过不久就开始了独角扮演，一面模仿著邻居、老师的口吻和肢体，一面反复地回溯和追忆，同时借由老师的口中说出王文彬的父亲不是王添财而是陈国梁，为全剧埋下了伏笔。于是，很快地，这空间的现实感就被打破。这整段回忆的过程，多以布袋戏偶穿插呈现。舞台一边是王文彬讲起小时父亲带去看布袋戏的光景，另一边就出现戏偶们切换搬演包公审案、济公斗法、武松打虎、孙悟空大战红孩儿等经典片段，廖添丁甚至直接成了其父亲的象征，对抗著代表官府的牛头马面。除此之外，物件亦成了操偶的一部分，刀叉、锅铲、通便器皆幻化成为武器，衣服也转而象征为人。整段戏偶演出，活灵活现，富饶趣味，加上锣鼓、唢呐、月琴等传统配器编制，增强了氛围，也抓紧了节奏。
除了直接搬演经典片段，戏偶也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历史比喻。随著父亲及戏偶的身影，台湾过去几个重大历史时刻开始被召唤了回来，从一九五九的八七水灾、一九六八的红叶少棒，到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等；同时，穿梭在这些历史片段之间的，是白色恐怖时代的模糊踪影。这些事件让整个剧情的时代背景变得鲜明，借此建立起了与台下观众的历史共感。这些历史的阴魂，仿佛附身在戏偶身上，将回忆、历史与传奇融为一体，一面借由民间传奇等戏中戏的方式让当下观众听书，一面召唤起了家族故事和国家记忆。
戏偶的戏中戏手法，相当巧妙地以虚构故事来对照、比喻过去现实，不只承载了国族背景，也呼应著家庭记忆的点点滴滴。例如，回忆中母亲的生活困境，借由潘金莲的偶来表达，重叠两者苦等丈夫的被动处境；父亲失智后，现实与幻觉开始变得模糊，于是戏中时而用了廖添丁上火焰山来表示家中正在著火，时而出现了讲话颠三倒四的济公来呈现父亲当下的精神状态；王文彬提到了家族里的阿姨，打开纸冰箱就出现了一个象征阿姨的戏偶，絮絮叨叨个不停。
王文彬继续记述道，尔后母亲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其生父陈国梁的遗书，隔了卅年后才寄到；透过遗书，他辗转发现，王添财在百般压力之下，顺著警方的意思录下口供，间接成了将陈国梁构陷入罪的元凶。这段审问的过程，借用了包公审案的段子，全以戏偶来搬演，再度以戏中戏的手法，以非常简洁且极富巧思的概念，呈现出双重戏味，冤案两两重叠，而形式上又增添趣味，整体达到了悲喜兼具的效果。这象征王添财的、失智的廖添丁戏偶，又将王文彬误认为是陈国梁，以为鬼魅现身，于是开始鬼哭神号；此举不仅进一步以形象叠合，暗喻了文彬与国梁父子俩的血缘关系，也打破了人偶界线，让两者在同一情境里产生互动，更增色了王添财也是廖添丁的角色层次。
将历史困于过去，现实仅成了说书的平台
整场下来，几乎是以剧情为导向（plot-driven）来建构整出戏。也就是说，在这出戏里，比较少见到人物的选择和决定是如何影响到剧情发展，而是充满了许多背景资讯和突发事件，也充满了插科打诨的趣味。这些设定四散各处，物件意象飞来窜去，久而久之，显得浮光掠影、走马看花，难免令人感到惊喜渐失。几乎是一直要到了趋近结尾之处，王文彬看到王添财吃了老鼠药，当下决定断拒相救，才真正看到了这个主角做出了选择，也才看到了角色的立体样貌。戏偶的多元呈现，确实将整段历史呈现的相当精采，但连续下来，表演性过强，甚至某种程度上，作品内里似乎隐隐显露出了不得不让每个片刻都得充满趣味的焦虑。好在这样的趣味呈现，是表现在戏偶身上，精巧地带出人物生活的种种片段。然而，如此间接而幽微的手法，有时却接著演员直接而满溢的情感投射，使得偶的冷静与人的激昂并置一起，形成对比，略显扞格。
回到整体叙事结构来看，作品从现实出发，没过多久之后即回到过去，而绝大部分的剧情也都发生在过去，几乎是到了结尾才又再回到现实。然而，不论是开头或结尾，所有过去的篇幅对于现在所产生的影响甚低。如此倒叙，似乎与采行顺叙法、直接从过去开始说起这出戏的角度，并无太大差异。或许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明确地强调了「回到过去」的行动，但另一方面也在这样的行动之下，让缅怀感在这单一空间的舞台上显得特别强烈，间接地将这色彩斑斓的历史困锁在过去，现在则成了乾净的、中性的、崭新的起点。于是，若说现实并未即刻消散，那么也仅成为一个说书的平台，而现实世界的王文彬也几乎只是个「说书人」，使得《白色说书人》的叙事格局，即使有了形式上的丰富想像，仍旧脱离不了怀旧感伤的幽魂。
文字｜吴政翰 台大戏剧系及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设计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