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说书人》说了一个动人的亲子故事，但对于作品主题的表现╱论述：白色恐怖下的人性真实，却因为它所采用的表演形式，而少了更进一步的辩证思考，真人表演与戏偶操演的结合，应该是相互阐明的，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彼此消弭，终究无法共同建立起更有辩证价值的论述。
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
5/10～12 台北 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
「白色恐怖」，一段台湾近代历史中的阴暗时期，历经了掩盖、挖掘、面对、补救、以至反省，终于在官方的历史论述与国民历史教育中，有了一席之地，但有关正义是否实现的争议，其实仍然不断，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历史纠葛，在日益激化的政治对立局势中，更被推向边缘，甚至于从社会对话中完全消失。
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选择这个素材，用心可嘉，特别是编创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选择了一个有高度辩证可能，更能突显历史荒谬的角度：合作者（collaborator）的私心与罪疚。一封原本深藏暗处的遗书，揭示了父子关系的真相，进而指向人性的暗暗真实。为了避免落入悲情控诉的窠臼，编导选择了结合真人独角戏，与布袋戏偶操演的表演形式，在历史真实与虚构叙事穿插互动之间，引领观众进入创作者所建立的历史脉络，进而能对剧中名义上的父子（王添财和王文彬），他们的经历与情感，有更为深刻同情的理解。
人偶互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整体而言，《白色说书人》是一个结构完整，叙事条理尚称清晰，情感表现也恰切适中的作品，邱安忱的表演，吴荣昌、黄武山的操偶，和后场音乐，丰富整部作品的演出效果，一些小小瑕疵，例如演员与演师在语言纯熟度的落差，稍嫌混乱的舞台视觉效果，部分段落之间的转换不甚流畅，都可以说是暇不掩瑜，大致无损整个作品的完整。
《白色说书人》最主要的问题，却也就在这个作品最受关注的创作特色：现代剧场与传统布袋戏的结合共创。
剧中的主人翁运用戏偶，说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人物和故事，这些人物各有鲜明特色，和特定的象征意义：廖添丁与红龟，是游走于正邪之间的义贼，潘金莲在欲望自主与道德败坏之间的矛盾，包青天究竟代表的是公理正义，抑或是对极权体制的暗讽，不仅建立父子的情感联系，也同时映照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世道曲折和人性困局。只是，在快速的角色转换和故事切换之间，我们其实只能接收到接踵而来的，一个个模糊的印象，而难以透过这些戏偶的扮演叙事，试问：王添财在跟王文彬说著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借以明志或自我安慰的意图？这些戏偶角色与真实人物之间，有无相互补充说明或辩证对比的意义，又能如何引导我们感受那个时代的特定氛围，以及身处其中的人性挣扎——无论是陈国良的坚定自持，或王添财的苟且自保？稍嫌复杂的戏偶设计，和操偶演师的精采演出，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注视，但，会不会也让我们忘了人偶之间的操弄关系，及其对极权体制的暗示。在人与偶的精采互动之中，我们看到的究竟是操偶师傅的功夫展现，还是更深一层的象征、指涉、论说？
简言之，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说了一个动人的亲子故事，但对于作品主题的表现╱论述：白色恐怖下的人性真实，却因为它所采用的表演形式，而少了更进一步的辩证思考，真人表演与戏偶操演的结合，应该是相互阐明的，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彼此消弭，终究无法共同建立起更有辩证价值的论述。
回顾这段历史，开启更多思考对话
此外，创作者虽然成功地避开了悲情控诉的窠臼，但似乎还是无法不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论断其对错是非，甚而简化为外来政权与本土民众的矛盾，这会不会又再让我们的思考落入非黑（政治犯╱政权）即白（政权╱政治犯）的僵局当中，也是值得再思考的。
我们究竟能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不堪回顾的过往？如剧中主人翁所言，一次性的平反或补偿，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历史共业的内在矛盾冲突，更不能帮我们去应对更不确定的未来。回顾这段历史，如《白色说书人》所做的，让我们能够开启更多思考对话，剧中人物最终与父亲达成和解，安然沉睡，但世界并未停止转动，新的道德难题接踵而起，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文字｜陈正熙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专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