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就像一场在酒吧里的吹水大会，它很沉重，伴随死亡如沼泽般往下的引力，但它的形式及其被审查过的经验，使它的阅读经验变得飘浮而失重，像个气球朝向一个疑真似假的阴天飞去。如果真假并不重要，我唯一能在意的就只能是我在阅读时接收了什么，我该如何作出反应。
广东话里有个词叫「吹水」，意思有点像唬烂，但又没那么负面。我去问一个人事情，他胡说八道夸夸而谈，我可以骂他吹水；但一群人围在一起不著边际的闲聊，随便发表点意见，那我们也是在吹水。总括而言，吹水通常是贬义与中性的用词，很少用于褒义。「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这句话不太能翻译成「真理是吹水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
防疫时期是吹水的好时节，当然不是讲面对面的交谈，因为吹水其中一个解释是把口水吹得到处都是，这样会群聚感染。我们躲在手机电脑后面，每天乱七八糟地讲些废话。最常出现的第一句话是好想去KTV，其次是好想去旅行，或者就讲最近发生了什么鸟事，大概所有人都差不多。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的日子里，故事成为我们的社交货币，交换又交换，换到无水可吹为止。
为何她有这个再现机会？
在这段困倦的日子里，有些故事对我来说是比较吸引的，说吸引这个词好像有其积极性，但它其实是场悲剧，前所未有的悲剧。我讲的是《武汉封城日记》，一本今年三月出版的书，作者郭晶是在武汉封城后被困的其中一人。我不能说这种经历吸引我，但我可以说，我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先前拿到书时，我马上读完还写了书评，那时写了些正面评价，因为全书反复强调的用词是「联结、愤怒、匮乏与自由」，好像武汉即将揭竿起义那样，看起来就像是个好征兆。
但这本日记没有处理的事情，抑或说，我的书评没有处理过的事情，其实是再现问题。如今我们固然知道，再现与真实之间隔著一道巨大的鸿沟，无论作者写什么都难以再现真实，而且只能局限于作者本人的观点。再现的逻辑是这样的，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写道，「再现秩序就是知识和行为的关系顺序」，作者把所知的转化为所写的，并理清其中的原因逻辑关系，而郭晶就将其所知的，按她的逻辑书写出版了。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对于「非虚构写作」体裁非常尖刻的质问，《武汉封城日记》这部著作，为何她有这个再现机会？
在序言部分，她写「我无法忽视自己所在的社会，写的时候已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但尽管如此，我的日记还是受到了审查，发在微博上的篇章被限制了流量。在微信上，我也偶尔会遇到文章发不出去的情况，就连把文字转成图片都没法解决。」问题的征结全在此处：为什么我们这些繁体中文的读者可以看到这本书？后来这本书好像还占据了台湾畅销书榜好一段时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大家都很想知道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能否轻易地肯定，这是因为「自由」突破了「极权」封锁而找到了她，而非「极权」通过这部日记向「自由」释放一个讯息——我们这里其实很自由，还有反抗者存在吗？
在收到这本日记的时候，刚好是武汉解封前一天，四月八日，我必须在最快速度解决掉这个案子，所以读得太快忽略了以上的东西。后来过了一个月，跟朋友吹水时，他说很久没看到来自中国的消息了。我说，靠，真的耶。于是我google了一下，五月十日吉林舒兰封城，这段新闻好像就没有被大幅传播了，我问了一下朋友，好像也没人留意到。它连水都吹不起来，就淹没在讯息汪洋之中。该等候一本《吉林封城日记》吗？还是这次因为没人关注，就不需要再现给外面的人了？
《武汉封城日记》不是一本工具书，尽管郭晶在里头分享了被困著时如何处理生理与心理的方法，但如果它所再现出来的知识与秩序是被整形过的，我认为没什么可以参考。它可以是吹水的谈资，比如说武汉市民的交易系统不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那里吹水的无政府主义系统，只是中央集权，社区负责人直接与党联系，向中央购买粮食与日用品。但换转头来，我又想，应不应该把这部日记当成「虚构文学」来看？毕竟，我连作者是谁，郭晶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全不了解。
一场在酒吧里的吹水大会
这部日记，就像一场在酒吧里的吹水大会，它很沉重，伴随死亡如沼泽般往下的引力，但它的形式及其被审查过的经验，使它的阅读经验变得飘浮而失重，像个气球朝向一个疑真似假的阴天飞去。如果真假并不重要，我唯一能在意的就只能是我在阅读时接收了什么，我该如何作出反应。所有的意义归我所有，作者已死或不死已经全不重要——非虚构文学到了这种地步，我可以提出的已经不是关于文类本身的思考了——只能引用一句老掉牙的伊格顿（Terry Eagleton）：「所有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所有中共底下如今的非虚构写作，我连批评都不想／无法批评。
在谈再现时，我提到了洪席耶，如今再把他搬出来一次。他在分析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时，说了这样的一句狠话：「佛洛伊德感兴趣的原则就是震惊。」基于这种原则，佛洛伊德会忽略许多细节，只为重建一个再现秩序的逻辑，把文本里没说的东西拉出来重构成他想要支撑的论点。文本下有潜文本，这个逻辑如今套用到一部被塑形过的《武汉封城日记》，它具备了令人震惊的要素，当中有人自杀、有人饿死、有人排不到队看医生，也有李文亮医师，然而，被审查的部分究竟是哪些？我们可以通过那些被压抑的潜文本重新塑造出审查者的面貌吗——不可能，也不需要。因此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本日记的所有意义只归读者所有，除此无他。
在肺炎爆发前，我最常做的休闲活动是跑到酒吧或KTV去跟朋友吹一大轮水，酒喝到一定程度过后，语言就会散开，像烟灰在水里毫无逻辑地逸散。其时，所有人都不著边际地胡言乱语起来，那时我会认为，这些语言是真的，只需要经过重建，大概可以还原说话者内心的所思所想。很经典的精神分析手法，对于谈话或访问也是个很好的技巧，只要大家都掌握到这技巧，人就可以无穷无尽一千零一夜地聊下去直到体力耗尽为止。
但如果讲话时有个摄影机在旁边呢——准确一点来说，如果谈话时旁边有部中共设置的摄影机呢？《武汉封城日记》里所吹的水就有这样的危机，它能成为畅销书无可厚非，我们都很想知道里头发生的事，无论是社会批判或家常便饭我都很感兴趣。然而，这种控制过的非虚构写作，那些被压抑过的文本内面可能可以解码出来的意义，跟读者所产生的关系，最终的最终只指向一件一千多年前的逸事。南唐词人冯延巳写了一首〈谒金门〉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后来，南唐中主李璟问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文字｜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生，来自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