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本始于美学的问题，转变成了关于生活。什么是我们认为值得为之奋战的议题？面对它，我们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战斗方式？从全球暖化、种族暴力到经济不稳定和人权议题，人类的疯狂与暴力似乎永无止境。或许我们应该将关注的问题从如何针对单一议题进行抗争，转变为致力于创造一种同理和关怀的社会风气，一种扎根于社区参与和行动的生活方式。
我第一次兴起开一堂「示威的艺术」课的想法，是在2019年夏天，我看见大批支持民主的群众走在香港街头的时候。当时抗议者们蜷缩在脆弱的雨伞后，躲避防暴警察向人群发射的高压水砲和橡胶子弹；以及人们举起自制海报，高声唱出「香港新国歌」〈愿荣光归香港〉的画面，令我十分震惊。我最初的构想是聚焦在抗议的美学，那些实际在运动中出现的「艺术」与运用手法，像是海报、符号（雨伞、太阳花、三指手势等）、音乐、表演，以及当人民走上世界各地的街头时，被用来表达异议的各种数位平台。
在备课的过程中，一位学生向我提到了一名22岁的女性在新德里郊外的公车上遭到殴打、轮奸和各种折磨，最终不治的恐怖事件，以及后续在印度各地掀起的烛光守夜抗议活动。她谈到了这种凝聚数百万人、共同反抗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的集体抗议，以及那最开始所拥有的疗愈能量；然而，下一起强暴案件又再发生，人们再度为受害女性举办一次烛光守夜活动，然而一个又一个的类似案例接连发生。这种强暴案件与烛光守夜活动的循环，形成了印度全国都习以为常的模式。
重复的抗议模式，就像释压调节阀？
在美国，艾瑞克．加纳（Eric Garner）、麦可．布朗（Michael brown）、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以及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这些名字已经成为那些在他们死亡后所举办的抗议活动的代名词。美国的示威形式有所不同，人们高举著拳头上街，而不是蜡烛，尽管形式不同，但那些死亡与群众的回应却惊人地相似——暴力行为与随之而来的人民上街，接著是下一次的暴行和更多人走上街头。
在我研究1950和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时，读著那些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出现的模式，一股令人作呕的晕眩感向我袭来，60年前数百名黑人被谋杀，以及紧接而来的抗议活动，仿佛和今日发生的种种重叠在一起。这让人很难不愤世嫉俗，并将这些抗议视为释放压力的调节阀，就像是为了避免过热的引擎爆炸而设法发散蒸汽。然而，释放蒸汽无法解决问题；它只是降低了热能，使整个系统能继续运作。
当然，参与抗议并发声表达自己的关切，总好过于保持沉默，但是长此以往的循环让人很难不开始质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走上街头真的能解决问题？或只是缓解我们内心的担忧？是否在街上游行个一天或两天，感觉自己已经「尽到本分」，然后回到日常生活，好让自己免于承担更坚毅持久的承诺或行动？
将社会关怀融入创作之中的艺术家
随著研读大量资料，我开始将原本单纯聚焦在街头示威的课纲，逐步调整为关注艺术家或活跃于抗争运动中的人士，如何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融入作品与生活之中。我想起了面包傀儡剧团的作品，他们近60年来呈现了许多大规模的游行和平易近人的剧场作品，为世界各地的社会不平等寻求解决之道。然而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创作政治性的剧场作品，而是透过一起煮食、扫洒、同住和表演，甚至经常邀请社区中的非专业人士加入他们的演出，创造出了一种生活样貌。面包傀儡剧团的表演不仅关于政治，他们本身就是社区参与和行动的政治创新典范。
一个原本始于美学的问题，转变成了关于生活。什么是我们认为值得为之奋战的议题？面对它，我们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战斗方式？从全球暖化、种族暴力到经济不稳定和人权议题，人类的疯狂与暴力似乎永无止境。或许我们应该将关注的问题从如何针对单一议题进行抗争，转变为致力于创造一种同理和关怀的社会风气，一种扎根于社区参与和行动的生活方式。
（本文出自OPENTIX两厅院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