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断重塑亚洲地理与身分认同的力量，与战争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3场战争大致勾勒「亚洲」这个概念的流变：二战、冷战、新冷战。而在这3场战争中，形塑「亚洲」概念的，分别是日本、美国，和美国。
亚洲，边缘的话语
众所周知，「亚洲」是一个西方词语，古希腊语Asia的意思是「东方」，本是指称希腊以东的邻近地方，后来随著「中东」、「远东」等词语的发明，才涵盖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所环绕的大陆与岛屿。从这个词源来说，「东亚」，East Asia，刚好是「东方的东方」，东方的最边缘的意思。而事实上，欧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正是以这种地理上的远近法思想亚洲的，比如黑格尔（G. W. F. Hegel），他把距离欧洲最远的中国和印度，看成文明发展阶段的幼童，叙利亚和埃及、希腊、罗马分别是少年、青年、成年，日耳曼的基督教文明则象征著站在高峰上的「绝对精神」。就这样，以欧洲为中心，空间上的远近被固定成时间上的远近，而远近关系又决定了文明阶序上的高低。
其后，像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是在亚洲出现？」「为什么亚洲必须靠西化才能现代化？」这些问题，或这种问法，都有意无意沿用了黑格尔排列世界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欧洲中心论，虽然经常是贬低，有时候也会用来捧高亚洲，比如说亚洲相较于个人更重视群体，感性比理性更发达，更空、更无、更不可说等等。凡此种种，无论是污名化还是浪漫化，都是以「亚洲是欧洲的相反」为前提，为了反衬欧洲的民主、自由、科学而建构出来的，历史学者宋念申称之为「亚洲反题」。
既是反题，当然只有地处大国边缘、长期处于劣势的周边国家，才会自命为「亚洲」。此所以，当19世纪爆发中英鸦片战争、美国黑船打开日本锁国之时，中国还是不大有身为亚洲一员的危机意识——他以天下自居——日本却说什么也要跟西方争夺亚洲的话语权。正是在这个时候，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主张西风东渐，势不可挡，按照优胜劣败的法则，东方民族唯有在日本带领之下「脱亚入欧」一途。相对地，冈仓天心则在《东洋的理想》中提出他的「兴亚论」，认为亚细亚民族非但不次等，还发展出伟大的宗教与伦理思想，因此，比起偏好科技和战争的欧洲人，更了解维系世界和平的爱，而整个日本正是一座汇集了亚洲文明的博物馆。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脱亚」和「兴亚」并不全然是相反的，他们都是19世纪东西方对立的格局底定时，寻求日本的亚洲定位的两个提案，两个「亚洲反题」。这也是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福泽谕吉还是冈仓天心，都成为大日本帝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资源：对内，「脱亚论」煽动了东南亚、南亚、纽澳，包括中国、台湾和朝鲜在内等弱小民族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以及对于现代化的渴望；对外，「兴亚论」令日本人有股自信，抗衡欧美所代表的世界秩序。
结果，日本战败，大东亚共荣圈破灭。「亚洲」的含义变得比战前更不如，它除了象征著被殖民者的封闭、保守、未启蒙之外，现在又是法西斯主义者迷人的一个谎言。
亚洲的反共地理
一般都说，二战结束，跟著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Cold War）。说不通的是，只有对于濒临战争边缘、却从未正式开打的美国和苏联、西欧和东欧，这场战争才是「冷」的。相反，对于接连发生国共内战、韩战、越战的亚洲来说，战争一直是火热地在打著。「冷战」话语的传播，固然有助于身处亚洲的我们认清，所谓「美国治理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其实是换了型态的另一种战争，但是一定程度上，「冷战」一说也和亚洲的实际经验有些脱节。
更根本的是空间感和历史感之间的断裂。战后，美国为了维持它的超级强权，很快更新了战略设定，从反法西斯变成反共，甚至前法西斯主义者都可吸收成为反共伙伴。在亚洲，为了防堵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美国从北起日本、中接台湾、南至纽西兰划成一道军事防线，即「第一岛链」（First island chain），并以支持或成立各种合作组织和基金会的方式，试图以「亚太」（Asia-Pacific）消解掉「亚洲」。突显太平洋在亚洲区域的重要性，除了让隔海的美国与亚洲拉近了地缘关系，也让过去主导亚洲局势、战后同为共产阵营的中国和俄国，突然被排挤到亚洲边缘。亚洲的反共地理于焉形成。
就这样，亚洲从相对于西方的东方，变成反对共产极权的民主基地。虽然，曾在境内大举屠杀、隔离原住民，又在海外对全球三分之一以上、超过70个国家进行武力干预的美国，从来就不太民主自由。那又是为什么，美国「捍卫民主」的形象至今不坠呢？王梅香教授在其博士论文《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中，指出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透过散布在世界各地217个国家的美国新闻处，与当地出版社、图书馆、电影公司等网络的密切合作，借由翻译文学经典、发行电影、外销童书和玩具、与在地作者共同创作等方式，将美国的国家利益隐蔽在宣扬民主自由的文化事业里，作者称之为「政治易容」。我们较为熟悉的例子，是由美新处和张爱玲一起拟定大纲写就的《赤地之恋》，和美新处为了掩藏直接的意识形态操控，以「预购」代替「赞助」白先勇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
1980年代尾声，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到台湾解严，从六四天安门的民主化运动到柏林围墙倒塌，再到90年代初的共产阵营瓦解，美国正式从冷战胜出。在美苏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美方可以说是靠著高超的「政治易容术」——也就是文化作战——赢得战争的。
测绘「弹性亚洲」
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在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漫长的竞争中获胜，证明它是最接近理想的终极体制。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足以撼动这个理想体制的重大事件了，因此，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是很快，历史又转动了。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反驳福山道，政治上意识形态的两极对立容或消散，新的冲突却将沿著中国、日本、印度、回教、欧洲、拉美、非洲之间的多条「文化断层线」在多边展开。
盖达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攻击的911事件，使得美国在两千年的头个十年展开反恐战争，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无可消减的文明冲突，成为这场战争的理论依据。第二个十年，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宣布「重返亚洲」，并在2019年的华盛顿安全论坛上公开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可以说，美国靠著同一套杭廷顿的话语，巧妙地将「反恐」转移成「反伊斯兰」，「反共」变成「反中」。
问题是，要如何和许多同样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结盟，号召大家一起「反中」呢？政治学者帕玛（Inderjeet Parmar）考察为美国赢得文化冷战的三巨头——福特、卡内基、洛克斐勒三个慈善基金会——指出他们在后冷战时代的文化战略，就是一方面大力赞助印度这类宗教大国发扬传统文化，以此对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之于宗教传统的破坏，一方面资助像菲律宾教育剧场协会（Philippine Educational Theater Association）这样的民间团体，将主力放在社区营造、性别平权、家庭暴力等议题上，以此淡化这些亚洲文化工作者早期反对帝国殖民、资本主义剥削的抗争色彩。附带一提，帕玛等于提醒，当我们大谈亚洲传统文化、跨文化、泛灵论、人类世、原民、酷儿等等，却忽略西方新帝国主义在背后的文化操作，甚至西方新自由主义才是生态环境的最大杀手时，很可能就中了美国新文化冷战的意识形态陷阱。
简单来说，美国「重返亚洲」的文化战略，就是不再强调美国文化或西方文明的优越感，转而提倡亚洲弱势国家在文化上的多元、政治上的正确、宗教上的智慧，来换取民众同意美国将中国定义为独裁、保守、反智。重读杭廷顿，可以发现《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早已写下这条重返的路径。他说，亚洲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大国的亚洲，例如拥有悠久儒家传统的中国就是；一个是他所谓「中介文化」的亚洲，这些地方西化得较早，对于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运用得较为灵活，比如日本、台湾、新加坡，我称之为「弹性亚洲」。然后，在谈到21世纪将是美中两强对峙的局面时，杭亭顿直言，美国若是不想输掉世界霸权的地位，就必须和这些弱势国家结盟，以人权、民主、军售为由，断绝他们和文化大国的亲缘关系。
在亚洲反帝国
无论是日本的「亚洲」，或是美国的「亚太」，都是从亚洲的边缘或外部进行战略部署的、支配者的语汇。那么，抵抗的「亚洲」又在哪里呢？2019年，「黑名单工作室」的王明辉等人，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拉起「我在亚洲 我反美帝」的布条。问题是如何「反」？
在此仅记下两则触动我的提案。文化研究学者陈光兴的《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已经是经典级的思想武装。书中说到，因为亚洲内部的宗教、文化、地理、族群组成极其复杂，一个统合性的「亚洲」其实并不存在。所以，他提议用「亚际」的概念，突显各地方的多元和彼此间的异质，使得亚洲不再是相对于西方的一个笼统的「东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差异性上的亚际交流，能让亚洲各地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逐步实现对于西方理论的去依附。比方说，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台湾可以参照印度底层的抗争经验，他们既不属于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市民社会，也不以进入国会为目的，从而挑战了西方总是以市民为主体、以选举为诉求的民主想像。
宋念申的《发现东亚》则告诉我们，西方跟著科技文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法治一起输入亚洲的现代性，是一种必须以帝国殖民获取自身利益的「殖民现代性」。反过来说，从鸦片战争、太平洋战争，到国共内战、韩战、越战，都属于亚洲参与全球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部分。亚洲创造的是有别于西方的「解殖现代性」。亚洲反的不只是美帝，而是一切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