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周：扣回亚洲作为一种动态的交流平台，我想两位是用这种方式在实践跟寻找，建立点和点的关系与网络，拓展一种亚洲的概念思考。你们怎么想像与选择哪些点？这些点在每一次的策展计划里所创造出，或是你们提示出来的这些点跟点所形成的是什么地图？

郑：有参照点才能想像，毕竟差异无所不在。做《现实秘境》时，有两个层面：一是对命题的思考，于是会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连与结盟？这个展览2018年巡展到首尔，而在首尔展出的选择，也是有意义的。我希望通过冷战时期共同位于第一岛链相似的历史经验，扩大视野与讨论。柏林围墙倒塌往往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历史时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吗？在首尔开幕后的第二天，北韩的首领金正恩跟南韩总统文在寅就在冷战分治的北纬38度线上世纪一握，那一幕证明了冷战（及其意识）可能从来都没有过去。

选择在什么地方展览也有现实因素，比如说当时展览论坛原本想办在新加坡，但花费超出预算而作罢。论坛召集人许芳慈推荐吉隆坡，除了经费考虑，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学者也因许多因素使得他们「不在」或已离开新加坡。展览在首尔和台北、论坛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点，勾划呈现第一岛链的各节点所在。虽说如此，我并不会把单一的地理概念当作界定亚洲的唯一面向。另一个例子是我们曾经邀请学者黄孙权，以一年的时间举办「亚洲的诸众与社会运动」讲座，对我们来说，这即是以另一种能动性的观点来切入讨论亚洲。

周：这个做法跟立群在牯岭街的策划呼应。黄孙权用「诸众和社会运动」，你们用「民众」或「他者」。有关亚洲的制作、展览或行为艺术，都在透过不同方法思考历史下的他者或民众为何。牯岭街常处理到的是东北亚的行动，这在台湾比较少见。例如：邀请的韩国或中国的表演者、身体创作者，都是具有高度历史省思但处于边缘的状态，想请你聊一下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边缘对边缘。应对现实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还是不得不从知识体系或实践体系去面对现实。

前几年策画ARTWAVE时就明白，以现场的展演来说，台湾要成就这个介面需要一定的资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质感与底蕴一定要倾「国家之力」；要成就一个完整而丰实的舞台场景，一定是多方资源凑在一起才能达成。像《长夜漫漫路迢迢》是透过台湾、澳门两个国际艺术节支撑出来。到《脱北者》（2017-2018）则是靠釜山SHIIM剧团、首尔北韩研究大学深渊研究中心，以及穷剧场与身体气象馆通力所筹备的资源，再集结台湾、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人力，最后才能在首尔演出。

《脱北者》从王墨林发起创作计划，我接手首尔的制作后，确认了这个题目。韩国剧场自己一直都没做，而欧美剧场主导的提案与创作接连实现——可以谈光州事件、可以谈反美，但还没有人直接谈脱北者？！

以跨文化的立场而言，我们的确是带著非常关心的视线思考这些问题，去看不可抗拒或是无可奈何的背后是什么。记得区秀诒在做第一次个展《棉佳兰计划》、回到吉隆坡时，跟她走在街头，看到某些残痕、线索，或是人群的聚集，这可能导引了我如何关注到移工内部的视线，其实也有一种边缘对边缘的感觉。我并不是真的一直活在这种世界里，却又因为工作本身的内涵与邂逅所吸引、被影响，也在其中增长智慧，增进理解人存在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