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伦理和典范体制同时宰制西方艺文创作与评论长达两千多年之久，一直得等到18世纪末起，于各个领域（人文、美术、社会、心理）突破与新思潮的汇集之下，才出现了艺术的美学体制（aesthetic regime of art，或可译为「美感体制」）。
也就是在这时，艺术终于取得了自主地位，不用再为伦理服务，也不用负起教化大众（即维持现有秩序）的重任。艺术自给自足，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美感经验，至于这种经验能否改变人心或引发社会运动，不在艺术家的创作思维之内。因为它不具任何实用功能，艺术与其他人造物比起来属异质存在，因此拥有超凡的地位。
从康德到席勒
美学体制的源头极为多元，为了简单说明，我们可以从康德谈起。康德首先提出艺术的「无用之用」、「无目的之目的」，之后晚辈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将他的理念发扬光大，于其经典著作《论人类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论及美感教育与人格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
艺术能带给人们什么样的美感经验？人们面对艺术品时进入了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洪席耶特别强调「悬置」（suspension，也意指「暂止」）。
多次上课或演讲里，听众大多无法充分理解悬置的概念，不妨借此机会进一步说明。简单地说，艺文作品引发的美感经验让我们暂时搁置世俗与功能性考量，也同时搁置了「不信」：例如我个人对于时空旅行的想法绝不买单，但这并不妨碍我观赏和它有关的科幻片。然而，悬置的意义不只如此。
设想我们来一下高空弹跳：直体坠落令人悚惧，到底后反弹上来令人心安，之后时上时下，但上下轮替的刹那间感受的失重错觉最为奇妙，仿佛打败了地心引力，悬宕于半空中。或如云霄飞车，飞车上升是为了向下俯冲，向下俯冲之后是为了往上爬升，此为刺激之所在，皆于预期之内，但是每当飞车倒悬绕圈时，我们正好处在地心引力与冲力相互抵销的失重状态，一时以为悬浮于半空中。
另一个例子是钟摆，只要不故障，钟摆会不停地左右来回摇晃。假设某天，摆锤悬空地静止于某处时，我们一定会感到错愕而不得其解：莫非时间暂止了？抑或是，脱离了现实而进入无时间感的状态？
艺术带来的悬置感即与「失重」与「暂止」类似，仿佛从现实脱离出来，进入另一个境界。
共识vs.异识
每个严肃的创作者（画家、小说家、剧作家、导演等等）都得历经一番苦思，在题材与形式上，为受众呈现一个不寻常的情境。这个「不寻常」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 日常生活不容易看到（或得知）的情境。例如，由贾木许编导的电影《派特森》（Paterson）主要描述一个喜欢写诗的公车司机。
- 艺文作品不常触及的情境。《派特森》里那对夫妻非常恩爱，虽个性不同但互相扶持。对于夫妻间貌合神离或水火不容的题材，我们早已看多了，因此难以想像一部刻画快乐婚姻的作品。或如电影《游牧人生》（Nomadland）聚焦于一群在现代社会里完全没有声音的「游牧民族」，深入他们的生活和感触，以及选择居无定所背后的哲理。
- 呈现的视野有别于之前的作品：关于美国白人歧视黑人的作品多如过江之鲫，但《逃出绝命镇》（Get Out）拿来开刀的对象，不是惯常的保守南方或右翼阵营，而是自诩为「色盲」的自由派人士。后者基于刻板印象的迷思，猎杀黑人的动机不是「轻蔑」，竟然是「觊觎」。
- 因新视野而来的新形式：例如反模拟的抽象画派、反单一视角的立体派、反写实主义的荒谬剧场。
一旦接触这些真正创新的作品时，我们的习惯思维（对人生与艺术的认知）自会受到挑战，内心免不了悬宕于「不妥」与「好奇」之间，以及「排斥」与「接收」之间。
有趣的艺文作品通常挑战受众习以为常的感受，因为作品所呈现的世界和他们认知的世界不同。一位作家曾说阅读文学作品就是转换意识的过程：读者一旦沉浸于文本的逻辑，会暂时忘掉他们禀持的原则与道德观，以致内心悬置于惯常思维（共识）与新感受（异识）之间。
艺术始于“what if”，止于“what if”，从来不给答案。它制造的悬置感或许短暂，但已在受众内心植下了异识的种籽，万一，what if，有朝一日种籽在心田里生根发芽，人们或许会意识到人生有其他可能、世界可以不必像现在这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