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乍看之下，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离家多年的儿子，在得知自己即将死去之后返家，想把消息告诉家人，却始终无法真正说出口。但克里斯多福．鲁宾（Christopher Rüping）的版本，并不打算把它处理成一则单纯关于返家、告白或临终和解的故事。比起「一个人回家」，这个版本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反而在于：当一个人试图重新进入家庭时，谁有权说出这个家的故事？又是「谁」来决定我们如何看待彼此？
从贫穷到家庭：一个关于距离的转身
这部作品的起点，其实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题材。
在苏黎世工作时，鲁宾曾执导《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一个关于20世纪初美国农民因乾旱与机械化失去土地、被迫迁往加州的故事。贫穷、流离、生存，是非常沉重的题材。但也正因如此，整个排练过程始终绕著一个尴尬的问题打转：当一群身处世界上最富裕城市之一的创作者，要对著同样富裕的观众，讲述最贫困者的生命经验时，这种距离，要怎么被处理？
做完那部戏之后，他想转向一个更贴近自己与创作者群体的题目；「家」这个关键字因应而生。这个题目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无论一个人与家人是否亲近，甚至即使早已跟原生家庭切断联系，那个「家」仍然会以某种方式留在生命里，形塑一个人的语言、关系，以及对自己的理解；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
问题来了：要做哪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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