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我國憲法在基本國策章設有敎育文化專節，如：敎育文化經費單獨設有最低限（一六四條）；重要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輔助之（一六三條）；全國公私立之敎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一六二條）；藝術文化工作者保障其生活，提高其待遇（一六五條）；保護古物古蹟（一六六條），足見我國憲法將文化事業之推動與發展賦予相當程度的重視。然而在憲法的具體化與落實方面，於立法、行政及國家任務的貫徹施行所顯現出來的，卻有失均衡。是以文化憲法之條文，應賦予生命力；而國家負有「文化任務」，此意識亦應加強提昇。援引德國爲例，以爲抛磚引玉。

民主憲政國家之文化任務

德國憲法（基本法）不同於我國憲法，缺乏前述之文化條款。因此，德國是否具備文化國家之特質，仍有賴進一步的憲法解釋；然而也正因透過無數正反意見討論辯正其國家是否具有文化任務，反而益加凸顯它的文化國特性及其間所衍生的問題，此有助於釐淸政府在文化領域中之定位。德國憲法若從聯邦國與單一國角度觀察：其規定德國爲「民主與社會（福利）之聯邦國」（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若從憲政角度觀察，則爲「民主與社會（福利）之法治國」（基本法第廿八條第一項）。由此可見，德國是自由之法治國，同時也是自由社會（福利）國。然德國究竟是否同時亦爲「文化國」？則不無爭論餘地。鑒於德國憲法保障自由，是否文化領域應爲自主自治而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或者國家對文化事務，一如對宗敎般應保持中立性，不得有獎勵促成之積極行爲？換言之，國象之任務是否只限於消極地消除對文化之迫害壓制行爲？以上諸問題之關鍵在於：憲政國家，是否具備將「文化國家」作爲國家目標之涵義？

德國憲法法院對憲法所作之解釋，明白肯定基本法之民主概念中應包含法治國家、社會國家與文化國家。而進一步的探討則在於：此所謂之文化國家是否指「政治文化」。我們或許應從現代文化國家概念來釐淸這些問題。

現代文化國之理念

國家從形成理念上看，自柏拉圖之共和國與亞里斯多德之政治學開始，都承認必須從文化國家的角度切入，始得全貌。而文化國家重新加以實現，始於文藝復興；文化國家理念之消沈則源於十八、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興起。自由主義認爲權力使人腐化，主張保障基本人權，建立權力區分制度以限制國家權力，伸張個人自由；國家權力與國家職權越小越好，因此無論敎育、學術、宗敎、藝術等昔日爲國家職權範圍者，均應予以私有化，將公權力驅逐出境。此種思潮在美國得以貫澈，至今猶具影響力。

與自由主義相對立者爲社會福利國家，認爲自由主義之自由只是個人自由，屬於形式上的自由，而社會福利國家追求的是「實質自由」以及「社會正義的促進形成」，自然亦包括文化之創造與促成。此所謂之社會福利國家，是對自由主義國家的改革，而不是革命（如共產主義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承認私有財產制與市場自由經濟制度。國家的文化任務是補充私人文化事業之不足，間接經由課稅權，向人民收取稅金；並藉社會文化服務或補助津貼，讓人民參與文化的過程並分享文化的成果。在課稅過程中，往往利用租稅優惠措施，對文化有利之行爲予以租稅減免之獎賞。因此興辦文化事業、促進文化活動，雖爲社會福利國政府的任務，但爲保持文化活動之多元性和獨立性，以民間活力從事文化活動，不但更具效率，對文化精神之發揚與文化活動之廣被均有所助益。此種藉由減免稅負爲消極性津貼或補助，與直接之金錢補助或文化服務，效果相類似，故一般稱之爲「稅式支出」。此種對獎勵文化活動之租稅優惠，在所得稅法、法人稅法、財產稅法中均有詳細規定，限於篇幅，在此無法一一說明。但德國的租稅通則，對個別稅法中租稅優惠之共通條件，關於文化部分，摘錄於后，謹供參考：舉凡爲增進公衆精神、道德及物質，而無私利企圖，且爲從事公益之目的者，特別是爲促進學術與硏究、敎育與進修、藝術與文化、宗敎、國際瞭解、開發協助、環境保護、景觀維護、古蹟維護……等（德國租稅通則第五十二條）均得以租稅優惠。而文化機構，如博物館、劇院、音樂廳，以及文化活動，如音樂會、藝術展覽等爲之營業經營，每年只要收入不高於一萬二仟馬克，且依章程之公益目的使用者得以免稅。（德國租稅通則第六十八條第七款），此皆文化國家應有之作爲。

國家有所不爲和有所爲──文化自由權與文化參與權

德國基於憲法上民主之要求，要政府做到：「國家是我們大家的。」基於憲法上自由之要求，要政府嚴守：「國家不得壟斷一切。」前者要求參與多數統治，後者要求對少數反對者予以保障。

由於「國家不得壟斷一切」，文化自由權爲國家之楚河漢界，不容踰越，以免侵犯人權，干預創作自由。憲政民主之多數統治，亦須受到基本人權保障、少 數保護權力區分和依法行政等法治國原則限制。換言之，國會雖經多數通過之法律，如有違反文化自由權，憲法法院仍可宣吿其違憲而無效。

又由於「國家是我們大家的」，爲促進文化所爲之一切，都歸我們大家分享，國家須保障人民之文化參與權。昔日鼓吹人人應享有敎育之權利，今天應擴大爲人民應享有文化參與權，此種文化參與權，乃從憲法中人民享有大衆媒體資訊自由之基本權利中逐漸發展而來；又爲確保人民之學術藝術自由，文化應向全民開放，文化資源宜保持自由取得的權利。這個時代的來臨，我們可稱之爲市場文化或營利文化時代，有別於壟斷文化、菁英文化或選擇文化，而是一種全民文化和普遍文化。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文化政策。

文化只能創造不能生產，但國家仍可消極保障文化創作自由，積極促進並推展文化活動，創造文化市場，保障文藝工作者的生活。透過政策，或許我們不能創造文化；但是健全的文化政策，却能引領我們從經濟大國邁向文化大國。

參考資料

1. Maihofer, Kulturelle Aufgabe des modorn staats. in. Benda／maihofer／Vogel（Hrsg）HdVR. Z. S.953-994

2. Häberle, Verfassungslehre als kulturwissencft, 1982

3.Oppermann, Kulturkerwaltungsrecht, 1969

4. U. Steiner und 0 Grimm, Kulturauftrag in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VVDSTRL, 42（1984）S 7ff 46ff

 

文字｜李萍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