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九七三年還是反共抗俄的年代，此間根本不承認罪惡帝國的藝術。當時蕭士塔高維奇還活著，作品有限度的在西方發表。我們只能從一些前輩在海外寫的零頭報導知道有這個人。

一九八三年，蕭士塔高維奇的主要交響曲已經可以在台灣找到唱片（非進口唱片），但零星的資料令人搜集得辛苦不堪。印象中，還沒有任何一個樂團在台灣演過蕭士塔高維奇。

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支來自台灣的管弦樂團──台北市交登陸莫斯科。帶去的曲目並不是討巧的台灣小調，而是硬碰硬的蕭士塔高維奇五號交響曲《革命》。「台灣人能演俄國作品嗎？」一位俄國記者看著台上一半以上的女團員發愁說。結果市交在寒風夜雨中，在柴可夫斯基廳成功地鬧了一次革命。除如潮掌聲外，演奏結束良久仍有俄國老樂迷牽著指揮陳秋盛的手，念念有詞不肯離去。

中國人說風水輪流轉眞是不錯，曾幾何時蕭士塔高維奇的作品，竟由陌生、禁忌，變成台灣樂團的招牌曲目！蕭氏作品魅力究竟在哪裡？爲什麼能廣泛引起現代人的興趣？

在資訊發達的現代，能像蕭士塔高維奇在身後留下這麼多謎團的，可能絕無僅有。蕭士塔高維奇的作曲理論，並沒有驚世駭俗或獨家創見之處。但他所處的特殊時代背景，卻使其作品宿命地成爲世界關切的焦點。就像核子武器一樣，蘇聯慶幸有這麼一位夠份量的音樂家可以與整個西方世界抗衡，證明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優越性。有趣的事在後頭，蕭氏生前從未親自或委由他人撰寫傳記，一九七九年卻在美國出現一本叫做「證言」的書，號稱是蕭士塔高維奇的回憶錄，推翻蕭氏原來公開的思想、創作動機和作品內涵。蕭氏一下子從蘇聯的人民英雄，成爲徹底的「反共義士」了。

從此，蕭士塔高維奇的正、邪之爭成爲樂壇最熱衷的議論話題，所有作品因此都有兩套版本的曲目解說。可是「證言」的身世一直沒有決定性的佐證，所以儘管言之鑿鑿，卻始終無法爲蕭氏蓋棺論定。一九八一年，蘇聯出了一本反制的書，把蕭氏一生信而有徵的文字手稿輯結成書，書中又是充滿冷颼颼、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尤其靑年時期，蕭氏意氣風發、恃才傲物，甚至有打壓異己的危險傾向，在在顯示蕭氏並不全然「悲情」。

然而，剝開外部包裝的蕭士塔高維奇其實未必複雜難解。他延續了交響曲等傳統樂曲型式，偏愛對位的細密心思讓人遙見巴哈之風。他的作曲風格是許多當代要素的融合，旣有早期俄國音樂家如柴可夫斯基、穆索斯基的影子，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與葛拉兹諾夫的管弦樂配器。也無疑受到馬勒、荀白克、史特拉汶斯基、普羅高菲夫的影響。蕭氏作品尤其有種明顯的尖銳、戲謔特質，從廿歲就反覆著「音樂可以單獨使人發笑嗎？」的問題。結果笑人者人恆笑之，他的七號交響曲被巴爾托克在《管弦樂協奏曲》著實嘲弄了一番。蕭士塔高維奇實際不應只代表蘇聯，而是少數本世紀下半仍具有相當世界性的作曲家。也許已預見身後所將引起的爭議，蕭士塔高維奇曾說：「只要仔細硏究我的音樂，就能了解藝術家的我。」

在這團混亂中，蕭氏作品像置身事外也似，默默得到愈來愈多人的喜愛。這似乎是個反諷：儘管外在環境、觀察者不斷更替，作品卻像百年神木一樣，歷經改朝換代，仍然吐芽常新。台灣也是個意識型態泛濫的地方，數十年來沈迷於東西文化、傳統前衛、大陸台灣的議論，卻忘了作品只會因本身而貴，而不會因爲它是「反共」、「復興中華文化」或「宏揚本土意識」等外在表相而具有價値。透過硏究蕭氏作品，將有助於推敲作品本質與型式、內涵與時代背景間的相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