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城市的經驗，尤其是爲了城市的保護和復舊等自由而做的抗爭，已爲許多革命性的行動提供了場景與課題。除非工業計畫的理性發生巨大改變，除非工業式的管理被巨大重組，則城市的實際存在狀態，以及社會對城市的需要即無法成眞。……快樂的概念對法國人而言，是種新觀點，對世界其他人亦然。同樣的，我們對不快樂的概念亦感陌生。要體察到不快樂，其實已必須先假設另一種更好可能性的存在。或許，這種快樂與不快樂，或者快樂可能性的體察對實値不快樂的了悟與衝突，已取代了以往那種聽天由命的概念。而這乃是我們所以會覺得抑鬱的關鍵。

──法國哲學家列斐弗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

嘉年華會式的文化生活空間

自從一九七七年巴黎龐畢度中心落成，除了各種藝文展演室內場所及博物館外，更有一個讓各種室外藝人表演的偌大廣場，以及供人休閒的週邊生活圈。從此以後，一種具有嘉年華會式的文化生活空間的概念，遂開始進入人類思考的範圍內。

這是人們的城市思考的一個重大轉折。從十八世紀以來，人們在過度一廂情願的樂觀下，早已習慣將城市視爲理性最終極的產物。嚴格分工的城市區隔、大樓、快速的交通、大型商業化的消費及娛樂場所，所有的這些構成了「城市合理性」的基礎。這種城市並非沒有藝術文化，大型的劇院、電影院、電視及錄影帶等是塡補文化生活的主要材料。在「城市合理性」的要求下，戰後至七〇年代後期，歐洲的大城市裡禁止街頭藝人的活動，並以「非法行乞」和「阻礙交通」的輕罪罪名拘捕。

然而，根據「集體消費」及「父權行政管理」而塑造的這種「城市合理性」，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後卻終究無法阻擋地使它的「不合理性」表面化。在實質面，它出現了諸如城市內不均衝發展、財政危機、市區凋萎等病症；而在精神面，它則造成了諸如人們淪爲組織人、異化、荒漠等集體性的疏離感。「城市合理性」裡潛藏著自噬的「不合理性」，於是，遂造成了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以迄七〇年代的總體反省。在這些反省裡，「社區」、「日常生活」、「歡樂式的節慶」等概念遂吿出現。

以「社區」疏通荒漠冷淡

人們使用「社區」、「日常生活」、「歡樂式的節慶」等概念，其目的在於藉著引進這些代表了人與人之間具有親切親密關係的概念，來改變已成爲「不合理性」的「城市合理性」。所有的這些概念都脫胎於中古時代的舊城市。那個時代固然有它的落後，但人與人則相互通關、彼此互助，且共同享有親切的文化娛樂生活。從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至七〇年代，歐洲的理論家與社會改革家，所致力於──即是企圖在現代的城市裡鑲嵌進昔日美好的文化基因。當時在法國的文化復興上扮演過先導角色的列斐弗爾曾著〈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即呼籲要重建具有歡樂節慶性格的城市。他說道：「藝術和藝術的意義的復興，其目的不只是在文化而已，卻是要將文化和藝術導向經驗，促成日常生活的轉型，讓日常生活本身就變成一種藝術的創作。這種文化的革命，旨在改變人的實存狀態，而不只是要改變政府及財產分配。從知識份子的觀點而言，創造不應只限於藝術，而應成爲指向自我意識的活動，據此落實到慾望、時間和空間等面向。而對整體社會，它則代表了對社會功能的集體責任，促成人們對城市的自我參與管治。」

文化藝術本身的民主化

歐洲的理論家與社會改革家意圖藉文化藝術而翻造城市，讓人們的日常生活及實存狀態本身即成爲一種文化藝術，這種主張在六〇和七〇年代間被提出，除了是代表一種主觀的願望外，也並非毫無客觀的基礎。英國劇場預袖之一的梅森（Brin Mason）在《街頭劇場和其他室外表演》一書裡即指出，從一九六〇年代後期開始，儘管大量生產的文化藝術休閒日盛，但於此同時，藝術文化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那就是「文化藝術本身的民主化」。文化藝術結束了以前那種富貴之家後代壟斷的舊時代，新的中產子女在文化藝術敎育的蓬勃發展中已大量進入這個領域，他們將文化藝術做爲一種生涯，用以娛樂他人，或將文化藝術當做批評、溝通、藝術創造、前衞實驗的媒介。文化藝術的專業工作者增加，各類藝術呈現方法的區畫日益模糊，這代表了藝術呈現方法更加綜合，而城市居民也日益對能夠直接觀看並接觸到的藝術充滿懸念，更對那種嘉年華會式的親切友善文化活動滿懷期待。於是，一個歡樂的城市文化生活空間的時代遂吿浮現。

刪除不合理的空間配置

其實，從一九六八巴黎學潮期間，這種氣氛與期待即已開始。那段期間，巴黎的各類行動劇場、嘲諷劇，甚至民間歡樂式的雜耍馬戲等均突然大盛。爲一種節慶式的社會運動塡添無數歡樂。以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來彌補科技資本主導的不合理的「城市合理性」，這是個新的開始。從此以後，歐洲逐漸進入一個新的調整期，龐畢度中心不過只是最特出的例子而已。其他如廢棄屠宰場改爲藝文展演場所、城市郊區化之後所留下的許多舊街道定期開放街頭表演。許多舊建築被重闢爲靑少年活動中心，諸如此類的例證尙多。現代城市的合理性裡所潛藏的最大不合理性，乃是它將人的生活意義化，爲了達到這種意義所需要的空間配置全部刪除。而人類畢竟不是可以合理的簡化爲上班下班，去特定地方看表演，又去特定地方正襟危坐用餐的奇特生物。人的存在必須在共同的歡樂參與和無區隔處完成。藉著日常生活的歡樂始有歸屬和認同。

也正因此，歡樂式的日常文化生活空間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是政治與社會改革的一部分。不合理的城市，追求心靈與日常生活快樂的人民，催生出了這種具有古代歡樂意義的空間。由歐洲的中古史，許多城市都有諸如噴水廣場、商舖廣場之設，人們在此汲水、閒坐，而藝人則在其間穿梭，彼此可以同樂，有些城市甚至還有許多社區式的民俗藝術集體活動。那是個「社區」完整的存在著的時代。由近代文明的演變，許多這類空間及活動後來都在空間區隔及合理化的主流價値下被呑併消失，而現在的人則要找回這種消失的意義。

後進無措的台北

由歐洲這種歡樂式的城市文化生活空間的再現，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變化其實也是心同理同的反映出相類似的價値變化。藝文界爭取華山特區的設立，小劇場聯盟爭取使用中正二分局舊址爲使用場所，台北市政府在藝文界抗爭下同意保留中華舞蹈社現址，並將闢爲雙連藝術特區。連續三起案例均涉及台北地理及人文空間的重新配置。這是台北市的價値向人文面的移動。有許多問題都値得討論。

今日的台北，乃是戰後快速膨脹的城市，尤其是近廿年膨脹最速，因而台北建物大約有百分之八十均集中完成於這個時段。然而，就在這廿多年裡，也正是資本主義成長邏輯，以及官僚體系管理能力猶未充分發展的階段；於是，就在台北的膨脹中，卻也留下了諸如建物錯亂，市容醜陋的後遺症，它只有依靠更長遠未來的建物代謝來將其整頓。除了市容醜陋之外，資本主義的成長邏輯主宰下，一有空地就急於建屋建樓的價値也就成爲優勢的主張。台北對記憶的保留無所措意，對非生產性，非商業性的空間規劃缺少遠見及履行的決心。許多生活空間如公園綠地都拖延到近年來始逐步推動。台北是個後進並不斷摸索中的城市，因而在諸如城市藝文生活空間這種更新的問題上，遂完全缺乏主動的能力與識見。

快樂、審美與歸屬

不過，就在這樣的泄沓拖延中，台北本身由於社會的發展、外國經驗的吸收，一種更重視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與想像的趨勢都已逐漸開始。在可見的未來，由於隔週休二日所造成的假期日增，這種趨勢必然更加迫切。這種趨勢已不只是通俗所稱的「提高生活品質」而已，更是對日常生活的快樂的重新定義。人類一切的努力，終極必將靠落實在日常生活裡來作檢證，而它的標準乃是快樂、審美、歸屬等基本的精神狀態指標。英國當代學者坎培爾（Colin Campbell）在《浪漫倫理曁現代消費主義精神》一書裡，以一種和韋伯（Max Weber）對立的能度提出一種主張：他認爲未來的人將以快樂爲人生之首要目標，但這種快樂已不再是諸如口腹之慾等初級形式的快樂，而是一種更加訴諸精神層面非感官式的快樂，它以文化藝術等爲主，在腦內完成。感官快樂有時而窮，腦內快樂則無涯無際。他稱之爲「二度享樂主義」。他的這種說法不正能夠和列斐弗爾所說的話相互對應：「讓日常生活本身就變成一種藝術的創作」。

華山藝文特區、雙連藝術特區、中正二分局小劇場，都値得樂觀的期待。不過，我們也不能忘了，由歐洲的經驗，人文藝術的日常生活空間之所以能夠活潑且被支持，乃是這些空間的眞正主人仍是市民。這些空間能被良好的規劃設計，而文化藝術工作者則能與市民良好的互動，而不自居爲空間的主宰。他們藉著文化藝術活動而和市民共同完成這些空間的意義，而這些空間最大的意義乃在於它具有「節慶」（festival）的特性。

富裕的國家，人們也會有悲慘的日常生活。它是貧瘠、無處可去、無聊、冷感、不窩心、不能昇華的壓抑，對別人充滿了懷疑。而一切的悲慘，只有歡樂的文化生活能將其拯救。

文字｜南方朔  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