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北京演出市場的劇烈競爭,表面上觀衆似乎有了更多的選擇;但以潮流、時尚與觀衆口味為 取捨的市場化,並沒有導致真正的民主化,官方和市場資本正共同分享著中國社會所有領域的經濟利益,國家和市場的雙重介入,正導致國家行為市場化和市場行為國家化的嚴重後果。
八月下旬,第廿一屆世界大學運動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除了開幕式、閉幕式在可容納六萬多民衆的北京工人體育館各有一場大型文藝演出外,十一天的世運會期間,在北京的大小劇場、音樂廳與文化廣場有三十多齣文藝節目;九月,北京舉行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匯演」,有四十三齣各類節目呈現給觀衆。但這些由政府機構策劃的演出活動,充其量只佔整個北京演出市場的一小部分,完全被淹沒在數不勝數的商業演出之中。
滿足感官需求的市場
二十多年經濟的持續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隨著整個社會的商業化和對公共活動經濟效益的強調,以及國家在文化體制上對國營演出團體資金差額補貼政策的實施,幾乎沒有任何表演團體能逃脫市場經濟的巨大壓力。
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官方文化、菁英文化(包括另類文化)、大衆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一去不返。傳統的價値觀念全面瓦解,菁英知識分子被放逐到社會文化的邊緣,連主流意識形態也在遊戲化的操作中變得模糊不清。藝術活動商業化勢不可擋,多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彼此對立又彼此交纏的衆多活動空間,已被市場經濟與物質主義所擠壓;再加上廣大民衆普通的生活疲勞感與政治疲勞感,龐大的市場充分滿足了以調侃、遊戲與放縱爲基調的感官需求。西方文化大舉入侵,港台文化迅速北上,北京乃至整個中國大陸的演出市場,正變成一場衆神狂歡的舞台盛宴。
各類促銷手段競相較量
近年來,北京的衆多演出團體都在千方百計地增加演出量,其動機固然爲了加強與觀衆之間的聯繫,擴大影響,提升演出團體的藝術層次, 但更主要是爲了爭奪競爭日趨劇烈的演出市場。二〇〇〇年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大年,全年演出一百八十八場,票房總收入一千零七十八萬元人民幣(相當於四千五百萬台幣),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叫做「過好藝術關,開大市場門」(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刊《北京人藝》二〇〇一年第一期第廿五頁)。今年三、四月,更同時在首都劇場、北京人藝小劇場推出新版的人藝看家戲《蔡文姬》,和根據台灣作家痞子蔡同名網路小說改編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並以年輕漂亮的廣告女明星作爲號召,力爭少男少女的追星族進入劇場。今年上半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以演劇季的形式,全力推出四齣劇目: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法國尙.諾埃爾.勞維克(Jean- Noel Fenwick)的《居里夫婦》Les Palmes de M. Schutz、美國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lbee的《屋外有花園》Everything in the Garden和陸天明的《第十七棵黑楊》,並挾四齣大戲巡迴上海等地演出,以圖造成規模效應。中央實驗話劇院新近推出的《狂飆》,更是以四位青春偶像型的女明星爲主角,在媒體上連篇累牘地炒作花邊新聞,對票房贏利志在必得。
大量引進西方音樂表演
音樂方面,中國交響樂團、北京交響樂團和新組建的中國愛樂樂團,均以音樂季的形式推出大量音樂會。從九月一日開始的中國愛樂樂團首屆音樂季,共計劃舉行卅五場音樂會,演奏百餘部(套)古今中外的交響音樂作品;此外,還有中央歌劇院交響樂團、中國歌劇舞劇院交響樂團、中國電影樂團、北京市音樂家協會青少年愛樂樂團的系列演出,衆多民樂音樂會和大量外國樂團、外國演奏家的表演,競爭之劇烈可想而知。爲了爭取青少年觀衆,北京音樂廳更以低價位的音樂套餐形式,推出多達百餘場的「打開音樂之門──二〇〇一年暑期夏令營」系列活動,使得國外頂尖的著名樂團也無法高枕無憂。六月一、二日,俄羅斯國家愛樂樂團在保利劇院演奏柴科夫斯基作品專題音樂會,曲目包括《義大利隨想曲》、歌劇《黑桃皇后》中的詠歎調及《第四號交響曲》等;同一時間,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演奏柴科夫斯基的《第四號交響曲》。說是有意打擂台也好,是偶然巧合也罷,聽衆分流的趨勢已無法避免。在六月二十三日世界三大男高音帕華洛帝、多明哥、卡瑞拉斯的「紫禁城廣場音樂會」演出之前,多明哥率先在北京舉行獨唱音樂會,票價高到令人咋舌,萬人「人民大會堂」座無虛席。
舞台演出經營日趨熱門
芭蕾方面,近期先後登上北京舞台的外國舞團有:以色列國家芭蕾舞團、澳大利亞芭蕾舞團、加拿大溫尼伯皇家芭蕾舞團、美國加州朗貝茨芭蕾舞團、俄羅斯聖彼得堡國家冰上芭蕾舞團……有現代芭蕾、音樂芭蕾、冰上芭蕾,舞碼有《天鵝湖》、《睡美人》、《胡桃鉗》、《羅密歐與茱麗葉》、《吉賽兒》、《阿拉丁》等應有盡有。通俗音樂演唱會方面,以往除了大陸本地歌手外,港台流行歌星佔很大的比重,近來更是「韓」風陣陣。五月在北京登台的計有:在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上以一曲《手拉手》揚名的「KOREANA」音樂組合洪和子、李愛淑、李容揆、李承揆四兄妹,抒情偶像型歌手安在旭,勁舞歌手N.R.G.等。歐美歌手也不時在各種場合露面。
以往因受語言限制,外國劇團較少到中國從事舞台劇演出,然而近年來也頻頻造訪。六月下旬,倫敦「共享閱歷」(Shared Experience)劇團在北京兒童劇場上演《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之後,另一個英國巡演劇團──安格里恩莎士比亞劇團(The Anglian Shakespeare Company),在台灣的「當代傳奇」劇場即將到北京公演《慾望城國》之前,在中國兒童劇場上演《馬克白》Macbeth。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晚報》刊出該報資深記者戴方的娛樂活動綜述──〈北京演出市場五月熱過天氣〉一文:「北京的演出市場還沒有哪一年能像今年五月這麼令人驚喜,也這麼令人憂慮。在這個月,演出市場顯現了超越以往的擁擠。」「與以往高密度演出不同的是,這一輪演出熱季的項目都具有非常大的藝術號召力和獲取巨大票房回報的潛力。比如多明哥演唱會、費城交響樂團演出及三場大型流行音樂會的陣容實力極強,總票房接近四千萬元(約値台幣一億六千萬元)。」「如此之多的演出第一次讓北京的文化消費,感受到一種極大的壓力。」(見第十五版)。六月一日,《北京娛樂信報》刊出〈五「樂」門派會京師──兒童節變成音樂節〉的專題報導。報導說:「二〇〇一年的北京,文化市場繁榮更勝往昔,各類大大小小的演出無孔不入,連往日不太被人關注的「六. 一」兒童節演出市場,都陡然間變得火爆異常。於是──京城,六月一日夜,五「樂」門派高手如雲,演出舞台之上欲一較高下。一時間,風雲變色,九城震動……」(見第廿七版)。
娛樂行銷與專業跨行合作
近兩年來,北京小劇場演出逐漸升溫,成爲有利可圖的經營項目,衆多的文化公司、傳媒公司與廣告公司躍躍欲試。以往的小劇場演出,絕大多數是專業劇團或年輕人自組的小劇團作品。最近在北京上演的大部分小劇場劇目,則幾乎是由文化、廣告公司投資或由獨立製作人製作,如:君含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投資製作的《霸王別姬》;北京豐洋世紀廣告有限公司、感覺映像影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投資製作的《教父/哈姆雷特》;北京其欣然影視傳播有限公司、北京千伊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投資製作的《富爸爸窮爸爸》……連其他類型的產業公司也開始介入小劇場的運作,如《切.格瓦拉》便是由北京思佳維科技有限公司出品。這類演出投資少、回收快,有利於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但不可能有較大的收益。
另一些文化、廣告公司則採取與有較高社會知名度的演藝團體合作,以較高的投入,爭取較大的回報。今年四、五月演出的民謠清唱劇《魯迅先生》,由北京飛馳廣告公司與中央實驗話劇院聯合製作;而張藝謀編導的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則是由「嘉華麗音」與中央芭蕾舞團聯手操辦。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文化、演出公司紛紛前來中國探路。八月底,由北京歌舞團、北京京劇院與中國雜技團聯合製作的大型歌舞娛樂劇《天地七月情》,其投資商就是美國羅氏兄弟娛樂發展有限公司。「林兆華戲劇工作室」今年爲柏林、倫敦與巴黎國際戲劇節置身定製的劇目《理查三世》和在一間廢棄廠房製作的實驗劇《故事新編》,均由日本「林兆華世界公演」實行委員會出資。
國際演出深入國内市場
日本四季劇團等國外團體,多年來爲中央戲劇學院音樂劇班、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演出的《西區故事》、《想變成人的貓》與《皇帝新衣》等音樂劇無償提供版權、佈景、服裝,並斥巨資在北京製作音樂劇《美女與野獸》,其長線操作的目的,是爲了在中國培養音樂劇演員與觀衆,並看好中國未來的音樂劇市場。
四月,韓國Star Korea Entertaiment公司中國事業部在北京正式成立,該事業部將有系統地向中國引進包括電影、電視劇、錄音影像及演唱會在內的綜合性演藝事業。七月,大衆汽車(中國)音樂基金會正式成立,並於七、八月間在保利劇院推出由來自美國、英國、德國、荷蘭、奧地利、澳大利亞與瑞典等優秀鋼琴家演奏的「二〇〇一年暑假免費綱琴音樂週」,該基金會將贊助世界一流音樂家、音樂團在中國的音樂活動。八月底在南京舉行的中國「二〇〇一年國際演出交易會」的一百個展位,事前早已被海內外一百五十家文化公司、演出場所與演出經紀機構預訂一空。
未來幾年,中國的演出市場將逐漸從無序走向規範化;面對異常劇烈的市場競爭,所有演藝團體都將面臨轉化運作機制的現實問題。雖然危險與機遇並存,但可以肯定的是,消費性、娛樂性的演出將獲得更大地發展,由民間或少數演藝團體獨力承辦的藝術節,如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與「小亞細亞──亞洲小劇場網絡」所聯合舉辦的「小劇場劇目展演」,或北京現代舞團這兩年所舉辦的「中國國際現代舞展演」都將難以爲繼,市場崇拜的機制將使實驗性藝術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
再現「紅色經典」市場奇觀
在所有的演出中,有一類演出最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卻又最具「中國特色」,那就是「紅色經典」的市場操作。所謂「紅色經典」,是指樣板戲系列以及「文革」之前在大陸流行的「革命歌舞」和相關的劇目、曲目。一般說來,多數在節慶期間上演的這類演出,都包含某種政治訴求或政府干涉的情形;但精明的製作人卻從中窺見商機,利用人們的懷舊情緒,借助市場操作,使經濟目的與政治目的互相滲透或互相置換。曾在北京等地策劃「紅色經典」系列(包括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大型聲樂作品《長征組歌》等)的藝術總監、北京啓明演出公司總經理盧黎明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紅色經典』是在一些通俗作品由於先天貧血而造成未老先衰,和經典作品寥寥無幾的『眞空境地』中重新誕生的」(註1)。換句話說,這個「眞空境地」正好成了他們推出「紅色經典」的契機,而這個契機是「建築在市場上的」(註2)。
當然,「紅色經典」的演出也不可能是一無改動的原汁原味。爲了適應當代觀衆的藝術情趣,在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中,他們增加了男女主人翁大春和喜兒表達愛情的雙人舞;而重新發行的《東方紅》、《紅太陽》一類「紅色歌曲」的音樂帶,則由通俗歌曲當紅的偶像歌星重新灌製。於是,文化主管部門喜歡紅色歌曲,年輕人喜歡偶像歌星,出版廠家獲得利潤,各方面皆大歡喜。僅《紅太陽》就賣出了五百五十萬盒,這眞是當代中國語境下獨特的文化奇觀!這種文化奇觀的出現,固然與文化經紀人的市場智慧、市場策略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當代中國特殊的文化生態使然。
官方與市場資本壟斷營利
文化藝術的商品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演出市場的劇烈競爭,表面上觀衆似乎有了更多的選擇。市場文化的無所不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體化的文化專制,淡化了人們對政治的關注與熱情。但以潮流、時尙與觀衆口味爲取捨的市場化,並沒有導致眞正的民主化,瞞天過海的商業文化也無法帶來精神的眞正富有與充盈。另—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由官方推動,官方和市場資本正共同分享著中國社會所有領域的經濟利益;正是國家看得見的腳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影響、左右著文化生態的發展與變化。國家和市場的雙重介入,正導致國家行爲市場化和市場行爲國家化的嚴重後果。知識界、文化界的有識之士正不斷地提出質疑,提醒社會該如何面對保護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保護京劇、崑劇和民樂等表演藝術,扶植較少商業價値的實驗藝術、民間藝術和廣大民衆業餘文化活動等一系列關乎文化生態的嚴峻課題。
註:
1.引自馬夫〈「紅色經典」的狂瀾掃金秋〉,載於《中國市場經濟報》,1996年10月9日。
2.同上。
文字|林克歡 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