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建國三十六年以來，新加坡政府對於經濟建設雄心勃勃，反而對文化藝術興趣寡淡，因此，經濟成績單遠比文化藝術方面來得出色。一直未能和經濟同步發展的文化藝術，躍升成爲「國家議程」中未來願景的一部分，則是直到去年才發生的事。

新興文化政策的揭示

二〇〇〇年三月，新加坡國會宣布政府已接受新聞及藝術部提呈的「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書，並同意未來五年內撥出五千萬新元（以下皆爲新元）發展藝文事業，將新加坡發展成爲充滿動感的「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書希望五至十年內使新加坡達到如香港、墨爾本與格拉斯哥的藝術發展水準，長遠目標則是向國際公認的藝術之都紐約和倫敦看齊；不論在博物館、劇院，或是街頭，這些都市都能令人沉浸在濃厚的藝術氛圍中。

在這樣的號召下，政府有何具體推動與落實的計畫？而藝文工作者與民間的反應又如何？這會加強新加坡與其他東亞、西方城市的互動與交流嗎？

我們先從報告書的具體建議與落實計畫談起。

「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書取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代的精神，希望求知慾強、又充滿創意思潮而百花齊放的中世紀，能再現於新加坡。這是繼一九八九年以來第二份藝文報告書，在徵詢與綜合本地藝術界人士意見後，制定藝術發展的願景、策略與方向，也評估十年來的藝文發展。

加強文化軟體建設

十年前，新加坡的藝文發展處於萌芽階段，當時的報告書把焦點放在「硬體」的基礎設施，促成了九〇年代初期新聞及藝術部、國家藝術理事會與國家文物局的設立，以及提出濱海藝術中心、新加坡美術館與亞洲文明博物館等建設計畫。這些官方機構主要負責掌管國家資源與藝文團體，或策劃推動藝文活動。

這次的報告書則著重探討「軟體」建構，主要透過提高藝術鑑賞能力、擴大觀衆群及培育本地藝術人才，以實現成爲「世界級環球藝術城市」的夢想。報告指出，新加坡投資相當金額發展「硬體」，對「軟體」發展卻沒有相當的投資。因此，該報告書的六大策略是：培養欣賞與從事文化藝術的強大群體、資助培育主要藝術公司、肯定與培育本地人才、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進軍國際舞台以大力促銷新加坡的文化藝術，以及發展文化藝術的「文藝復興」經濟，從而提升新加坡的國際地位。這六大策略下的多項具體建議，大部分以五年爲落實期限。

報告書也指出，新加坡無論在政府預算、藝術活動、基礎設施、主要藝術公司數目與觀衆人數各方面，都不及其他藝術都會。從政府的藝文預算來看，新加坡對每人藝術消費的平均資助額大約是七元，去年增加預算後調至十元，在比較城市中相對最低；倫敦的每人的平均資助額最高，達一百〇八元。按人口平均計算，新加坡政府花費在文化藝術上的經常開支是澳洲維多利亞省的一半，比香港少三分之一。

濱海藝術中心啓用備受矚目

過去十年來的藝文發展著重發展「硬體」，這兩年的「硬體」建設尤其快速，剛冒出頭的表演場地和展覽空間有八個，包括三座中小型劇場、三座大型表演場所（含可容納二千二百五十人的國大文化中心和九百二十人的新加坡大會堂）以及兩個中小型展覽空間。但是，新加坡現有四十多間劇院、音樂廳與博物館，還不到墨爾本的一半，也比格拉斯哥少，而這兩個城市的人口與新加坡差不多。

在「硬體」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耗資五億九千六百萬元，計劃於明年十月十二日啓用的濱海藝術中心（Esplanade──Theatre on the Bay）。藝術中心在一九九六年動土，占地約六公頃，其設計焦點是兩個半圓型的音樂廳（可容納一千六百人）和歌劇院（可容納二千人），中間夾著圓錐塔型建築，據稱擁有「世界級」的音響與燈光表演設備；該中心還設有兩個各可容納二百人的小劇場、排練室和戶外表演場地，與三層樓高的購物廣場。

屆時，該藝術中心除了是老少咸宜的藝文休閒場所，也是集中國內外藝術團體匯演的舞台，有助於加強新加坡在亞洲及國際所扮演的藝文角色。然而，除了外地遊客，誰來塡滿偌大的表演廳？新加坡的藝文觀衆群在哪裡？事實上，儘管過去十年來新加坡的表演藝術活動較爲蓬勃，可是基本觀衆群還是很小；上劇院看戲，上音樂廳聽音樂，還不是一般新加坡人的休閒習慣。以量化的觀點來看，由國家藝術理事會主辦一年一度的「新加坡藝術節」，今年的重點節目觀衆人次有四萬多人。一九九八年新加坡售票的藝術節目與展覽有1768項，觀衆人次達一百萬零六千人，約占人口的6%，但與香港的34%及墨爾本的98%比較，新加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提升藝術教育與贊助計畫

藝術需要入門，觀衆需要培養，但是過去新加坡的藝術教育非常薄弱。藝術教育是百年大業，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因此，報告書建議政府注入更多預算發展藝術教育，盡早讓學生接觸藝術；學校在教授文學與戲劇時，透過藝術形式加強學生的表達能力、想像力與創意的思維。本地一些主要的藝術學院（如南洋藝術學院、拉薩爾──新航藝術學院）一方面提升教學品質，或與外國學府合作，頒發專業文憑的資格，以求彌補長期以來藝術教育的匱乏。即使是不頒發文憑的課程──例如實踐表演藝術學院開辦的跨文化劇場課程，也獲得三百多萬元的官方與私人贊助。當然，要糾正公衆對藝術家這種「吃不飽、餓不死」的偏見，更需要時間。

目前，新加坡還沒有足夠的重要藝術團體與公司來支持與領導藝術發展，本地全職或專業的藝術人才也有限，然而香港與格拉斯哥主要的藝術公司比新加坡多一倍以上。這裡所謂的藝術公司是指由全職藝術人員管理，以製作高水平演出節目的專業藝文團體。這方面政府的主要資助撥款計畫已經付諸實行；除了新加坡交響樂團與新加坡中樂團這兩個藝術團體之外，還連續兩年每年撥款二百萬元給四個主要的藝文團體──劇藝工作坊（Theatre Works）、必要劇場（The Necessary Stage）、實踐劇場和新加坡舞蹈劇場，以期培育成新加坡國內重要的藝術團體。

當地藝術團體的努力與拓展

除了資源的增加，新加坡藝文工作者的努力也獲得了更多的認可，本土意識也日漸強化。表演藝術界（尤其是戲劇界）過去二十年來，對尋找屬於「新加坡」的表演藝術內涵與風格，持續不斷進行著摸索與實踐。近來美術界的一大「動作」，就是新加坡美術館擬定一項新的「畫庫」收藏計畫，計劃於三年內收藏六百件以新加坡畫家爲主的作品，包括靜物畫家張荔英與「南洋畫派」之一鐘泗賓的作品等等，加強了美術館的本土與東南亞收藏，有助於推廣這方面的認知、研究與教育工作。

新加坡的一些代表性藝術家也有條件地走出國門，步向亞洲與國際舞台，或與外地藝術家合作演出，其中以戲劇方面的表現最爲突出；例如去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花降如雪──戲劇家郭寶崑的世界」，由印尼等地導演以多元語言演繹其經典作品《棺材太大洞太小》等，是新加坡戲劇家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海外發表的個人作品藝術節。

另一位稱得上是國際級「明星」導演，也是劇藝工作坊藝術總監的王景生，在一九九四年開始的「飛行雜技計畫」，有自覺地與亞洲各地的表演藝術家合作，成果之一是一九九七年巡迴亞洲、歐澳的舞台劇作品《李爾》Lear。王景生企圖糅合日本能劇、中國京劇、泰國舞劇、印尼甘美朗音樂、馬來誦唱武術與現代電子音樂等，頗爲成功地做到了跨文化藝術形式的融合。他執導的另一齣歌劇《牛郎織女》Silver　River也受邀到美國林肯中心演出。目前他正應邀爲德國柏林市中心「世界藝術之屋」策劃一個全新的藝術節：「過境」In Transit。

跨領域與跨國演出案例增加

音樂方面，一九九七年甶行動劇場（ACTION Theatre）製作、呂翼謀導演，敘述十九世紀一對泰國連體嬰傳奇的本土英語音樂劇《菖與英》Chang & Eng，創造了商業劇場的典範，也前往北京與泰國等地演出，是至今擁有最多觀衆人次的新加坡表演。還有成立兩年的胡琴四重奏，受邀到澳洲和紐西蘭五個主要的藝術中心演出本地作品。作曲家潘耀田的個人作品專場演奏會，去年也在北京音樂廳舉行。其他藝術領域的跨國演出，包括新加坡舞蹈劇場受邀到美國休斯頓參加國際「舞蹈沙津」；多元藝術家陳瑞獻應邀爲中國青島珠山風景區設計創作大地藝術館「一切智園」等等。

由濱海藝術中心主辦的首屆「亞洲藝術交易會」，則是來自官方的努力；目的在於提供一個表演平台，讓亞洲表演團體能互相交流經驗，同時讓國際藝術經紀團體也有機會見識及採購亞洲的藝術表演。

雖說新加坡已有自己的藝術家、團體與作品，也建立了一定的藝術欣賞人口，運作也趨向專業化，各種藝術流派已成雛形；同時藝術節數量倍增、藝術贊助增多，顯現全年表演活動的蓬勃。可是，這離文藝復興城市的遠大願景，還是非常遙遠，在浮光掠影的活躍表象底下，仍暗潮洶湧。

起步強化的困難與挑戰

整體而言，「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書雖具建設性，但仍有功利性的盲點或誤解；其主要目的在於配合新加坡的知識型經濟政策，並模倣歐美和日本，希望透過促銷文藝和劇場建設來爭取新經濟的行業，以吸引外國人到新加坡工作與居住，有助於加強國家認同感，這倒也無可厚非。不過，發展文化藝術與發展經濟兩者性質畢竟不同，文化藝術主要靠累積與沈澱，不可以預設，也非一朝一夕可達成。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是由藝術家自然催生的，新加坡政府從上而下的推動，能有多少成效呢？

再說，任何藝文創作皆源自個體的創意、自動自發與獨立思考的精神。創意是在開放與自由的大環境中醞釀，並具有勇於質疑、批判與挑戰既有價値觀的精神，而這又偏偏是新加坡教育制度中最薄弱的一環。再加上教育政策長期以來重理輕文、重英語輕母語，而導致人文底蘊的薄弱貧乏；新加坡本來具有多元語言文化的優勢，可是幾乎每個民族傳統都日漸流失，母語程度普通低落，無法累積豐富的文化資源，創作上難以拓展。

政治與傳統形成的障礙

而藝文界近來發生的事件，如必要劇場演出舞台劇《陰道獨白》，因放映生殖器官的幻燈片而不獲官方贊助；印度火劇場的《離婚》Talaq因涉及種族宗教的敏感而被禁演；還有兩種藝術形式──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和行爲藝術（Performing Arts）的不受官方贊助，令人重新省思藝術工作者與藝術管理單位認知的落差，以及審査尺度的爭議。然而，最成功的審查制度其實來自於「自我審査」，這也是藝文工作者需要坦誠面對的創作障礙。

從更大的角度來看，新加坡一向引以爲傲的工商業「中心」的角色，已無法應對這場超越國界的新知識經濟與資訊革命浪潮，以往成功的因素反而成爲前進的絆腳石，阻礙了新加坡人釋放激情、動力、試驗、冒險與創新的潛在力量。問題是：新加坡人能夠想像這樣一種文藝復興城市的文化景觀嗎？目前的大環境與人文底蘊能激發這樣的想像嗎？

文字｜黃向京 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