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今夏法國表演藝術經歷了現代史上最大的危機。史無前例地，大部分的夏季藝術節被迫取消，其中包括聞名的年度國際戲劇盛會亞維儂藝術節，及重要的蒙彼利耶舞蹈節（Montpellier-Danse）、埃克斯國際歌劇節（Festival international d'art lyrique d'Aix-en－Provence）和法蘭西瘋狂藝術節（Francofolies）。連受邀於七月中在巴黎夏季藝術節（ Festival Paris quartier d'été）裡表演的優劇場，雖然遠道自台灣而來，也受到演藝界自由僱員（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罷工事件波及，無法如期演出，只得失望而返。

改革協定引發下層反彈

此次危機源於六月廿六日法國老板協會（Medef）與演藝界少數派工會（CFDT、CFTC、CGC）共同簽署的演藝界自由僱員失業保險制度的改革協定。這項削減他們地位與權益的議案，引起藝術家與技術人員們的震怒，在大會中經由投票決定全面罷工。事實上，幾個月以來，藝術家──尤其是表演藝術界──為了抗議法國老板協會這項如果得以實施，將時常把他們置於悲慘經濟狀況的提案，已數次大規模動員走上街頭。屬於多數派工會的法國總工會（CGT）的立場激進，不但拒絕批准這項新議案，同時呼籲取消藝術節。

十年以來，老板協會不斷地嘗試各種策略來質疑這個一九六九年創立的特殊失業津貼制度。法國民主工會（CFDT）則表明他們「於六月廿六日簽署協定時成功地排除了自由僱員制度消失的緊迫危險」。到底新舊條例的差異在哪裡？現在自由僱員條例的受益人必須工作五百零七個小時，相當於三個月，才有權獲得一年的失業賠償。根據新條例，這個工作時數必須在十個月內完成，而不是原來的十二個月；而且補助金至多只抵償八個月，而不是原來的一年。如果自由僱員不能在十個月內入帳五百零七個小時的報酬，他便被排除在制度之外，這無疑使得領取最低薪資、無法於十個月內湊集演出報酬的自由僱員，受到了最大的威脅。按照工商職業國家協會（Unedic）的估算，新條例實施後，百分之廿五的自由僱員將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若按照法國總工會的估算，排除比率將超過三分之一。

「若要窮死，不如昂首挺胸！」

演藝界自由僱員制度是什麼？原來為了回應上溯至十九世紀沒有加入常設劇團演員們的要求，三十年前法國建立了一個專屬表演及視聽藝術工作者的獨特薪資制度。一九三六年，電影技術人員便已先獲得對他們特殊情況的承認和在兩次拍片之間空檔的賠償。直到一九六九年，在工商職業國家協會的第八及第十項附屬條款裡，所有表演、電影及視聽藝術領域的藝術家與技術人員才全部納入領取薪資者的一般制度中。相對於常設劇團演員和技術人員，自由僱員佔表演藝術工作者的大多數，他們在沒有工作合約的空檔領取失業津貼以維持生計。法國史特拉斯堡國家劇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Strasbourg）總監和導演布哈姆士維（Stéphane Braunshweig）認為「這個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這個職業特殊性的承認。要緊的是，體制要與維護這個制度的運動團結一致，」因為「在法國，這個制度是創作的柱石，它使工作的分配，活動性及因此而來的創作成為可能。」

演藝界自由僱員制度的虧損愈來愈嚴重，從九○年代初起，老板協會進行了幾次廢除此制度的攻勢，但皆無成果。到底改革協定能有效率地改善赤字嗎﹖當然不能。根據所有謹慎的觀察家表示，它將只能附帶地達到承認的目標，也就是減少演藝界自由僱員失業保險制度八十四億歐元的虧空。再者，這是個極不公正的改革條例，因為他不攻擊系統化的流弊根源，亦即蓬勃發展的視聽製作公司拖累演藝界自由僱員制度的財政，反而把希望寄託在減少自由僱員的數目上，以提高進入制度的困難度來解脫財經沉荷。尤其，對於每每苦苦追趕五百零七個小時，卑微地靠工作過活的藝術家與技術人員們來說，這個新協定根本就是個侮辱。我們經常在最近的示威遊行裡聽見：「反正我們六個月之後就要窮死，現在昂首挺胸地死也好。」

壓垮牛車的最後一根稻草

說實在話，六月廿六日簽署的協定不過是所謂壓垮牛車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因為數月來，法國劇團與表演藝術的脆弱結構已瀕臨破裂邊緣。文化部的補助金平均降低百分之十，工商職業協會（Assedic）的會費倍增，退休與留薪休假的會費上漲，國家教育中撥給「啟發藝術」的經費降低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城市部完全廢除「劇團／城市」協議，和輔導年輕人就業計畫的終止，已造成他們經濟上的窒息。而且，某些笨拙的譴責言論亦令表演藝術界感覺痛苦；譬如民意代表在國會中將他們稱為「文化懶人」，或是現任文化部長埃亞貢（Jean-Jacques Aillagon）在去年底對職業劇團組織的談話裡表示法國的劇團過多。許多人認為當前法國政府政策一味地質疑現存的社會模式，所以演藝界自由僱員的危機才能趁勢結合其他社會領域，成為一九六八年之後最洶湧澎湃的社會反抗浪潮──教師就在遊行隊伍裡佔有一席之地。

但是對於抗爭採取的策略問題，則游走在理性及非理性的邊際。支持抗爭者的這一方，所持理由為應該貫徹社會反對運動的意志，甚至不惜犧牲亞維儂藝術節、揮舞它的旗幟當作象徵；譬如重要戲劇導演黑紀（Claude Régy）便表示：「激進才有效。」對這次抗爭抱持保留態度的人則批評這次抗爭運動任憑絕望的力量引導；譬如知名戲劇、歌劇與電影導演薛候（Patrice Chéreau）便不贊成罷工，他覺得取消亞維儂藝術節，無疑是往自己腳上開一槍。他的這番話遭到在亞維儂示威的演藝界自由僱員的噓聲。維護社會弱勢者、無居留證人民與桑軋特（Sangatte）難民的超重量級陽光劇團（Théâtre du Soleil）導演莫努虛金（Ariane Mnouchkine）對罷工也有意見：「當然我不站在政府這一邊。但是我們不以維護某一類人的權利來開始革命……我還認為這個運動和下大賭注的小劇團完全分歧。」誠然，來自法國各地的近六百個小劇團，大部分沒有補助金，而且負債累累，一年來，它們傾力為藝術投資金錢來參加亞維儂藝術節非正式節目（off）的演出，趁此機會向小城節目策畫者及青年之家負責人展示並推銷自己的戲劇創作，演藝界自由僱員的罷工運動及亞維儂藝術節正式節目（In）的取消對它們來說實在是個財務災難，因此今年四百個小劇團選擇維持演出。

顯然地，拒絕上台演出、犧牲自己的工作工具與剝奪觀眾參與文化等說法，對抗爭者而言都毫無意義，除了攸關抗爭者專業生存、討論法國文化定位及「社會選擇」等等這三項運動訴求。如果演藝界自由僱員沒有贏得第一個訴求，至少他們的遊行及罷工，大幅度提高了藝術和文化在傳播媒體上的能見度，並揭露了社會藝術和文化的位置問題。從來沒有那麼多人突然對街頭藝人感到興趣；從來沒有那麼多民意代表對藝術和文化的必要性表達意見；人們從來沒有如此意識到文化對法國產生的經濟影響。如果維持表演與藝術節，且把表演與藝術節轉成藝術公民論壇，或採取其他較不激進、較不毀滅性的策略是否會有同等的效果呢？我們無從得知。

如何記取今夏混亂的教訓

陷入絕境的藝術節、時而分裂的藝術團隊、耗盡錢財的藝術計畫與無力的財政現況等等，未來該如何才能從這無止盡的混亂中復原呢？這主要取決於未來幾年的國家文化預算，和整體公權力看待危機核心的立場：法國政府準備好要以合理價值來投資文化，而不利用演藝界自由僱員失業保險制度為屏障了嗎？尤其若去除了視聽部門的流弊，虧損的問題將肯定得到解決，雖然文化部長埃亞貢發表宣言要堅決處理，但仍令人懷疑。法國文化藝術界並不期待未來會有大規模的政治動作，但希望民意代表不止意識到文化在法國產生的經濟影響，也意識到要在國際舞台上維持法國於強盛文化地位所要付出的代價，使他們不得不在未來承擔起責任，並永遠記取二○○三年夏季混亂的教訓。

此次危機顯現了法國文化深層的斷裂。把藝術活動視作個人與公眾充分發展之重要面向的人，與充其量只把文化當作觀光娛樂的人；把非營利的非正式部門視為重要公眾福利的人，和認為這類部門無須與自由主義經濟邏輯區分的人；出乎意料地，其實演藝界同業內部也有隔閡。法國戲劇界著名藝術家們大力支持的藝術行政工作者（無決定權），和國家劇院系統的行政界；獨立領域（譬如大量動員的街頭藝術界）工作者，和體制領域（與運動少有牽連）內的既有資源享用者。然而，重要的是，在重建的時刻，法國表演藝術界必須團結，一齊在預期於今年九月之後舉行的國家辯論中提出請願。

當演藝界自由僱員怒吼的同時，資方在這次紛爭中卻保持沉默，老板協會至今仍拒絕深入複審改革協定。雖然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今年七月十四日的國慶電視訪談中宣佈「明年一月一日前，將安置一個援助文化創作的制度，力求解決演藝界自由僱員的問題」──如此模糊的承諾，並不能讓演藝界專業人員放心。為了擺脫這個嚴重衝突，文化部長埃亞貢亦宣佈了幾項應時措施，尤其是一項準備供表演藝術之用的二○○四年兩億歐元工作發展新計畫，儘管如此，仍然非常不足以平息眾怒，他們揚言九月後繼續抗爭。此外，因罷工而不能進行排演，九月後各劇場的表演活動能否如期登台，還是個未知數。

演藝界自由僱員的罷工，迫使亞維儂藝術節自一九四七年創始以來第一次被取消，不但令藝術家和觀眾感到失望，也耗損大量社會與經濟成本，這般激進的運動策略能否讓法國文化置之死地而後生，且讓我們靜觀其變。

文字｜蘇真穎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