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已在世界劇壇闖出名號的歐斯特麥耶,三十六歲的卡斯登穆勒則是德國更年輕一代導演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強調社會關懷與批判,舞台表現上則以豐富的投影與影像切換,帶給觀眾強烈印象,特別能觸動年輕族群。這次他將帶來與兩廳院合作的《那一夜,在台北》,本刊特邀旅德作家陳玉慧專訪這位德國劇壇的耀眼新星。
《那一夜,在台北》
10/27〜28 7:30pm
10/28〜29 2:30pm
台北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INFO 02-33939888
PAR人物小檔案
彼得.卡斯登穆勒(Peter Kastenmüller)
●1970年生於德國慕尼黑。1994年在慕尼黑創立「特令」劇團(Particular order)。
●2001年,獲提名為卡塞爾國家劇院的執行導演。而後發展出以純劇場方式探觸大都市人際關係,他認為劇場是活生生的,可讓觀眾從中瞥見舞台外世界的東西。
●2005年夏,他與舞台設計邁可‧葛瑞斯納及波約恩‧畢克一起創辦了「兔丘」(Benny Hill)計畫。啟發許多人正視城市郊區(有時被忽略的)現實問題,以嶄新的手法面對社會衝突。
●自2006年夏季起,卡斯登穆勒成為柏林馬克辛‧高爾基劇院的藝術監督及
德國導演卡斯登穆勒正在忙他那「慕尼黑海」的大型裝置藝術,一個不可能的計畫,把海搬到了城裡,他的作品要說,如果慕尼黑有個海,那麼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很典型的卡斯登穆勒,他喜歡挑戰一般人心裡死硬不動的那些東西。
一個下午,他開著他那可以裝下一托拉庫演員的廂型車來湖邊找我,他先在湖邊游了好幾圈,然後和我坐在花園裡聊了許久——談戲劇,談他的戲劇人生……。
問—你童年是怎麼過的?
答—我的父母沒時間管我,他們總是塞給我一條毯子,隨便把我寄放在什麼地方。我都自己一個人玩。稍微大一點時,便開始去劇院,那時我看戲總專注在一件事上:那些台上的演員下台後都退到那裡去了?
問—你怎麼會想到要走上戲劇之路?
答—高中畢業後,沒去上大學,也沒想到要從事戲劇工作,那時我在劇場打工,有一個工作是到前東德一個叫法蘭克福伍德的小城去當舞台助理,幫忙製作大小道具,那次的經驗對我相當震撼。因為,對我而言,到東德去簡直就像去西伯利亞,那一年冬天零下廿度,柏林圍牆才剛倒下,東德已消失了,駐在城裡的俄國紅軍尚未撤走,我們在劇場排練時,一位東德資深演員上吊自殺了,因他失去身分認同,完全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這個劇場經驗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和社會,讓我看到劇場極大的可能性,從此便走入劇場。
問—要恭喜你,今年起你受邀到柏林高爾基劇院擔任駐院導演,一個巴伐利亞人在柏林,會不會有適應困難?
答—當然會,有很大的適應困難,我每個月還是會回慕尼黑二次。我恨柏林,但也需要柏林。
問—你創作力旺盛,作品風格也多變,已開始在德國戲劇界建立了響亮的名聲,有沒有最喜歡的導演或編劇家?
答—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沒有疑問,是卡斯托夫。劇作家我非常鍾愛湯瑪斯.班哈德(Thomas Bernhard)及年輕早夭的畢希納(George Bünher),我把四公尺長的湯瑪斯.班哈德的作品集讀過好幾遍。
問—羅伯.威爾森或彼得.布魯克這些名字對你沒有吸引力?
答—沒有。我也都去看,我覺得威爾森的東西像商店(boutique),布魯克的東西很像魔術,以前我也拜讀他的書The Empty Space,字字句句讀,好像讀懂但好像不懂,多看幾次他的作品,又覺得太藝術化了。我不太會被「太多藝術」的東西吸引。我比較喜歡本質比較粗魯的東西。
問—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呢?
答—他不錯,但他比較是理論家。
問—喜歡和什麼樣的演員合作?
答—演員是全世界最艱難的職業,所有出色的演員都是個性鮮明的人,也是相當自戀和複雜的人。只要有特色,我可以和任何演員工作。
問—你注意的戲劇主題是什麼,是否與你的人生主題相關?
答—我一直對一件事相當醉心,即以個人的力量改變社會或世界,我想這是我有興趣的主題。我無法忍受對命運默然承受的態度,我的戲劇人物一定會試著對這個世界做出改變,不管他是好人或壞人,為了改變人生,他會奮鬥,即使要付出生命代價也不足惜。不過,我還不知道這樣的主題與我自己有什麼關連。
問—哈姆雷特不會是你的題目?
答—不會,不會,沒有to be or not to be,只有just be。
問—你對想當戲劇導演的人或想當演員的人有何建言?
答—不管是不是到學校學,我會建議一定要由實踐開始,想當導演便得想辦法導戲。錢不是問題,只要想做,就算做沒錢的戲也要開始。只有做你才知道你適不適合繼續做,如果做了,知道自己不適合繼續,那也很好。演員也一樣,得想辦法上台演。這會比去上課重要的多。
問—像你這樣的德國戲劇導演,可否舉例說說,你是如何準備或進行你的戲劇工作?
答—一切這麼開始:有人打電話來問,卡斯登穆勒,你有沒有興趣做戲?我第一件事便得回電拒絕,告訴他們拒絕的理由。我拒絕的可能是他們所提供的駐院演員,可能是劇本。我們會見面繼續談,最終我可能也會接受,但會在過程中談出多一點條件。
然後,我會和劇院的戲劇指導密切連繫,這個人很重要,我會和他討論劇本,他也會幫助我修改劇本,回歸主題。主題訂了,就開始投入工作。在德國劇場我們有四到七週時間,經費從五萬到十五萬歐元不等。裝台一週,這一週對我很重要,是決定戲好壞的一週。我和演員從早排到晚上,午間必須休息,工會的規定。
問—台灣沒有戲劇指導的傳統(Dramaturgie),可否說明一下你與戲劇指導的關係?
答—德國每一家劇場都聘有一位戲劇指導,負責戲劇的文本,包括演出形式和內容,幾乎有點像電影的製作人。他會把劇本處理好,拿出架構和導演討論,也會從旁協助導演看看處理是否離題,段落如何修改等等。他不會參與導戲過程的技術細節,但會參與過程中的戲劇表現部分。我一直把戲劇指導當成我合作最重要的對象。
問—從你過去作品來看,你似乎有點反劇場傾向,我說的不一定是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反劇場……
答—是有那樣的傾向,說法斯賓達我絕不會反對,我一直喜歡反社會的東西。我是以那齣The Full Monty在德國成名,那齣戲場場爆滿,欲罷不能,而那戲不過是幾個退休失業的男人在台上脫衣服,全部脫掉。
問—我滿喜歡你的Benny Hill,那齣戲的演員全是科索沃難民,不是反社會,而是深入邊緣社會。你似乎挺喜歡和戲劇人物形成一種共生和互動的關係?
答—可以這麼說吧。劇場也是創作者和其作品唯一共生的可能,更甚於電影,電影在拍完後就留給觀眾,而戲劇演出場場都是新的,場場都有新的可能。
問—你這次和台灣演員合作,並去過台灣,你對台灣有何印象,與台灣演員合作又有什麼感想?
答—對台灣印象很不錯,看到的只是台灣的劇場和劇場人,感覺上台灣非常西化,至於這西化現象好不好,我無權置評。我和台灣演員工作,就像和歐洲演員合作一樣,她們已有那樣的水平,我們之間的溝通完全沒有障礙。我覺得這二位女演員勇氣可佳,大冬天來到法蘭克福,陪著導演一起去摘月亮。她們的表現令人亮眼,至少德國劇評家和不少觀眾都這麼說,我現在非常期待知道台灣觀眾的看法。
問—十月你便會親眼看到台灣觀眾怎麼想了。
答—是的,我迫不急待。
延伸閱讀
●《表演藝術》第146期,陳玉慧〈像Benny Hill這樣的一齣戲〉,2005年2月號
●《表演藝術》第158期,陳玉慧〈那一夜,在法蘭克福〉,2006年2月號
文字|陳玉慧 旅德作家,兩廳院「世界之窗-德國系列」戲劇舞蹈類策展人,《聯合報》駐歐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