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從少年時代所展露的文學才華，雖然並沒有讓他成為一位文學家，但我們應該慶幸，就因為他豐厚的文學素養，才能讓我們見識到一齣又一齣經典的「俄國文學歌劇」；也因為他的細膩心思，才能帶我們透過音樂「閱讀」俄國文豪筆下的不朽巨作。在柴可夫斯基與普希金的身上，不只印證音樂與文學的完美結合，也許還隱喻了當代企業所謂「借力使力」的概念吧！
在國內的表演市場，柴可夫斯基一向備受重視。他的交響曲、協奏曲、芭蕾舞劇，幾乎沒有哪一年未曾出現在音樂會節目單中。箇中原因其實簡單易見。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旋律動聽，二方面則是在旋律背後隱藏情感總是直指人心。或許我們可以說：柴可夫斯基不只是「旋律之王」，更是「情感渲染大師」。
除了音樂創作之外，柴可夫斯基的另一項才華，則更加豐富他的個人與音樂生涯；也因為這項才華，讓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藝壇不同凡響。
柴可夫斯基的「文學情結」
在柴可夫斯基真正展露音樂天分之前，他的文學才華似乎更早萌芽。文學開啟了他的學習歷程，他則是以音樂創作回饋文學。
以十九世紀中期俄國的環境來看，柴可夫斯基的家境算是中等以上，家裡還為他請來法國籍的家庭女教師。柴可夫斯基從小就才華過人，尤其在語言與文學方面，他的感悟力要比同年紀的孩子來得更為成熟。當時才六、七歲大的柴可夫斯基，不只會法文、德文、俄文，甚至還能以法文寫詩，讓又驚又喜的家庭教師直誇他是「小普希金」！
從小對於文學的喜愛，奠定了這位後來「大器晚成」的作曲家深刻的文學涵養。在他成年後的創作生涯裡，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哈姆雷特》、《羅密歐與茱麗葉》、拜倫的《曼弗雷德》等，都曾啟動柴可夫斯基的創作靈感，用音樂重新包裝文學大師筆下的悲劇人物；而他對於原著角色的細膩刻畫，則是來自他從小的敏感性格、以及透徹的觀察力。在柴可夫斯基成年之後，這些特質未曾改變。透過他的音樂創作，我們便能略窺一二。
柴可夫斯基雖然受的是西方音樂教育，但骨子裡卻是道地的俄羅斯人，在他的作品中，經常流露濃厚的民族色彩；在後天的文化薰陶上，柴可夫斯基更是沉醉於幾位俄國文豪，包括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等。
這幾位文學大師都有一個特色：他們喜好從俄羅斯民間取材，以佔了大多數人口比例的農民為描述對象，字裡行間，將俄羅斯本土精神展露無遺。柴可夫斯基受到他們的影響，筆下也不時散發濃郁的鄉土情調。在他幾部經典代表作——包括六首交響曲、降B小調第一號鋼琴協奏曲、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弦樂小夜曲》、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等——當中，幾乎隨時可聞源自俄羅斯的民謠素材。
柴可夫斯基不只從文豪的作品獲取靈感，也曾經以自己的作品感動文豪。最著名的例子是在一八七六年，當托爾斯泰訪問莫斯科音樂學院時，校方特地舉辦一場晚宴歡迎文豪蒞臨，席間安排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當其中取材自烏克蘭歌謠所作的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樂聲響起時，托爾斯泰當下感動莫名。樂章結束時，文豪早已熱淚盈眶，轉身對並肩而坐的柴可夫斯基說：他從音樂中聽見了俄羅斯人民靈魂深處的情感！
在幾位俄國文豪當中，柴可夫斯基對於普希金最情有獨鍾。從他的藝術歌曲到歌劇作品，普希金的影響力可說是無所不在。
俄羅斯小太陽的啟發
柴可夫斯基一生總共完成十一齣歌劇，取材的對象全部來自文學與戲劇領域，其中包括德國作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759-1805）以聖女貞德為題材的戲劇《奧爾良少女》The Maid of Orleans，或是與柴可夫斯基同時代俄國作家的原著戲劇與詩篇。其中，佔大多數的作品，則是來自普希金。
普希金在俄國文學史的地位與重要性，並不下於我們今天常聽到的任何一位俄國文學家，甚至還要凌駕其上。普希金向來被公認是「俄羅斯的詩聖」。他不只寫下數量豐富的韻文詩篇，更擅長從歷史取材，創作具有史詩氣魄的敘事詩。此外，普希金還被稱為十九世紀前半期的俄國大文豪。他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寫出十九世紀初俄羅斯民眾的真實生活，並在字裡行間表達人民的喜怒哀樂。他還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位以市井小民為題材的文學家。在他的筆下，小人物的點點滴滴，不但絲毫不遜於王公貴族的奢華生活，更足以媲美民族英雄的氣魄。
普希金也經常藉由文字，替大多數生活在低階層的農奴發聲，讓當時上流社會的有識之士有所覺悟、並且策動日後的社會改革。由此看來，普希金對俄羅斯社會的貢獻可謂居功厥偉，因此有人把他比喻為「俄羅斯的太陽」或「俄羅斯的春天」，來表彰他對俄國人民的奉獻。除了為人民發聲之外，更重要的，普希金把原本位居「配角」的俄羅斯文學，一舉提升至十九世紀的主流地位；也因為他的出現，俄國文學終能贏得世界性名聲，並且開啟俄國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因此，在文學史上，普希金享有「俄羅斯近代文學之父」的美名。
對於熱愛俄羅斯本土文化的柴可夫斯基來說，普希金在文字中孕育出來的力量，是他心所嚮往的。柴可夫斯基也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對俄羅斯人民的關懷，他甚至公開表示：只有在俄國農奴的身上，才能找到俄羅斯本土文化的力與美。普希金的文學精神與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理念不謀而合，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劇舞台上，他透過實際的創作，呼應了普希金的悲天憫人胸懷。
柴可夫斯基曾經根據普希金三種不同風格的創作，寫下俄國歌劇中的經典，其中包括出自韻文小說《尤金．奧涅金》Eugene Onegin所作的同名歌劇、根據史詩《波爾塔瓦》（Poltava）所作的歌劇《瑪捷帕》Mazeppa、以及取材自小說《黑桃皇后》的同名歌劇。這三部作品各有風味，但至今仍常上演的，只有《尤金‧奧涅金》與《黑桃皇后》Queen of Spades，其中又以《尤金‧奧涅金》的知名度最高，可說是柴可夫斯基的歌劇代表作。
紈袴公子哥兒 vs. 完美道德女性
在普希金三十八年的短暫生命中，他最重要、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長篇韻文小說《尤金．奧涅金》。他二十四歲時開始提筆創作，花了八年時間，才完成這部俄國文學史上的經典鉅作。
小說背景設定在一八二○年代的俄國。當時的俄羅斯社會有著極大的貧富差距與濃重的社會階級意識，在那個年代，全俄羅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農奴，世代沿襲著卑微身分，和擁有財富權力的貴族比較起來，可說是生活在黑暗的地獄裡。相對地，上流社會的紈袴子弟，因為出身富貴世家，大多數時間消磨在上流社交圈，幾乎很難體會中下階層的民生疾苦。但這並不完全表示這些貴族人士無所事事，事實上，在他們之中有不少才華洋溢、具有卓越品味的知識分子。尤金．奧涅金就是個例子。在普希金筆下，尤金．奧涅金是一個花花公子性格的人物，年輕、敏感，雖然擁有文采，卻也憤世嫉俗。
其實，普希金加諸在尤金．奧涅金身上的性格，也是他個人早年的生活習性。一八一七年，普希金自「俄羅斯皇家學院」畢業。這是一個專門為俄羅斯貴族子弟設立的學校，目的是培養俄國未來的文官與武官，不但校長由沙皇任命，任教老師也都是再三挑選的菁英分子。因此，學校的教育方式相當嚴格，作風保守。普希金在「皇家學院」待了六年，於十八歲那年畢業，一下子脫離了束縛，頓時覺得海闊天空、自由自在。他馬上投入多采多姿的社交應酬，過了一段紙醉金迷的放浪生活，甚至還傳出不少風流韻事。在原著小說《尤金．奧涅金》當中，普希金刻意安排男主角出身於類似的背景，在某種程度上看來，就像是作者自己的「自傳告白」。
相對於尤金．奧涅金略帶貴族雅痞的性格，普希金安排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作為對應，那就是女主角塔季揚娜。塔季揚娜出生在鄉下，雖然是貴族之後，卻沒有尤金．奧涅金的上流背景。她內向、害羞，甚至有一些多愁善感。一開始，她在書本裡尋找幻想式的愛情，直到尤金．奧涅金的出現，讓塔季揚娜以為見到期待已久的「真命天子」，但尤金．奧涅金卻冷冷地拒絕了塔季揚娜。多年後，當塔季揚娜成為某位莫斯科貴族的妻子時，尤金．奧涅金才猛然發現自己其實深愛著塔季揚娜，但塔季揚娜為了顧及家庭與名譽，婉拒了奧涅金的愛情，讓奧涅金徒留悔恨。
在塔季揚娜這個角色上，普希金為後代俄羅斯女性建立了完美的道德典範；而柴可夫斯基則是在溫柔樸實、甚至有些敏感的女主角身上，找到了個人期待已久的完美女性形象，連帶也促使他提筆寫作歌劇版的《尤金‧奧涅金》。
以歌劇表達女性認同
在所有與劇場相關的創作中，除了芭蕾舞，最能引起柴可夫斯基興趣的表演形式，就是歌劇，尤其是歌劇透過歌唱來呈現人性，更是他熱中之處。柴可夫斯基認為：「歌聲」並不是用來炫燿技巧，而是要唱出劇中人物的真實情感。對他來說，技巧只不過是輔助工具。一齣歌劇的靈魂所在，應該是具有人性的劇本，而音樂則是用來表現並烘托劇中角色之用。因此，如果角色的性格無法引起他的共鳴，他是不可能提筆創作的，換句話說，當這些劇中人物被賦予音樂時，柴可夫斯基就已經對他們產生情感上的認同了，尤其女主角更是關鍵。《尤金．奧涅金》當中的塔季揚娜就是典型的例子。
塔季揚娜那顆溫柔敏感的心，其實就是柴可夫斯基個性的「翻版」。他在塔季揚娜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此外，創作這齣歌劇的期間（一八七七年），柴可夫斯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更是直接關係到歌劇的寫作。在這一年的年中，柴可夫斯基收到一封寄自莫斯科音樂學院的來信，信上署名米留科娃，自稱是柴可夫斯基的學生，還宣稱已經愛慕老師多年。但，柴可夫斯基對這位女學生卻未留下任何印象，更何況，他對女性只有景仰，並無感情上的愛慕關係（註1）。
對於米留科娃接連幾封表達愛意的情書，柴可夫斯基剛開始有些不知所措，隨後則是對自己的冷漠感到十分羞愧，這場景就像在歌劇《尤金．奧涅金》第一幕「塔季揚娜徹夜未眠寫情書給奧涅金」的著名橋段。當時正埋首作曲的柴可夫斯基，他在情感上完全認同塔季揚娜。奧涅金對於塔季揚娜的冷漠以對，則讓柴可夫斯基感到痛恨。或許是沉迷太深，柴可夫斯基難以從劇情抽身，他似乎把「塔季揚娜」等同於「米留科娃」。為了不讓現實生活中的「塔季揚娜」備受冷落，於是柴可夫斯基主動拜訪米留科娃，並於兩天之後提出求婚，自此開始他這輩子雖短暫，卻備受折磨的「黑暗時代」。
事實上，柴可夫斯基和米留科娃之間並沒有愛情，他只是為了道義上的責任而結婚，但米留科娃的處世方式，以及對於音樂的一無知悉，都讓性格敏感的柴可夫斯基飽受壓力，他還一度想以自殺方式自我了結。這樁突如其來的婚姻只維持了九個禮拜，在柴可夫斯基同意給付贍養費後，為他生命中唯一、也是最後一次的婚姻畫下句點。（註2）《尤金‧奧涅金》劇中，塔季揚娜善解人意、熱情與溫柔兼具，對柴可夫斯基來說，才是他夢寐以求的完美女性。他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的情感，全都轉化成五線譜上的熱情旋律。
無法擺脫的宿命色彩
塔季揚娜與奧涅金之間的愛情關係，就像是兩條始終無法交集的平行線，但是接下來這段感情發展，卻介入了命運之神的作弄。這是來自柴可夫斯基根據普希金的原著小說《黑桃皇后》所作，具有宿命色彩的同名歌劇。
在普希金的作品裡，社會底層的小市民經常是他取材的對象，除此之外，王公貴族的交際、上流社會的女性，也經常被他拿來隱喻人性的真實面。這多少也和普希金的成長歷程與環境背景有關，但是他並非描述這些貴族人士的生活情趣，而是把他們當一般人看待。在普希金的觀念裡，皇室成員與農奴百姓並無兩樣，兩者之間並沒有貴賤之分。他所在乎的是：那些在他作品裡出現的角色是否具有強烈的性格？能否充分顯露真實生活中的人性？這些角色又能帶給當下社會什麼啟示？
小說《黑桃皇后》的構想，來自於一位貴族女性戈里琴娜（Natalia Pyotrovhna Golitsina，1741–1837）。她曾經服侍過六代俄國沙皇，在十九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期間，她還以九十高齡擔任「女侍從官長」的職務，頗受歷代沙皇重視。戈里琴娜是十八世紀以來俄羅斯封建體制的極力擁護者，並且和法國皇室往來密切。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歐洲封建制度瓦解，戈里琴娜還發揮個人影響力，在俄國的聖彼得堡為流亡的歐洲貴族建立了新的據點；同時，她更是法國「帝國復辟主義」分子在俄國地區的領導人。由此可見，這位戈里琴娜來頭不小，影響力更是驚人。
戈里琴娜的孫子以公爵身分擔任當時俄國皇室重要職位，他與普希金結為莫逆好友。這位公爵曾經向普希金透露一樁不為人知的秘密：有一次他賭博輸了一大筆錢，他打算回頭找祖母戈里琴娜幫忙。嚴肅的老祖母雖然不肯直接掏錢，卻告訴她那位嗜賭如命的公爵孫子三張「必勝王牌」的機密。
普希金聽了這則故事之後，隨即打算以「位高權重、脾氣古怪」的戈里琴娜為主角，發展成一部描寫賭徒心理的長篇小說。在小說中，普希金把「愛賭博、卻常輸錢」的公爵轉化成一位「貧窮工程師」，並且和老太婆的養女產生愛情。這位工程師一心只想藉著賭博贏錢來翻轉貧窮身分。他為了求得三張「必勝王牌」——三點、七點、ACE——的秘密，甚至逼死了握有這個秘密的貴族老太婆。在一場賭局中，當這位工程師正要揭開他篤定的必勝王牌時，老太婆的幽靈臉孔竟然出現在「黑桃皇后」的紙牌上，嚇得工程師當場斃命。
普希金這部氣氛詭異的長篇小說在一八三四年出版。六十五年之後，柴可夫斯基應聖彼得堡皇家劇院的委託，重新以歌劇手法包裝，搬上舞台。柴可夫斯基接受委託之後，立即和胞弟莫傑斯特著手編寫劇本。同樣地，讓他十分關切的，還是劇中女主角的性格。在普希金原著裡以「養女」身分出現的麗莎（Liza），搖身一變成為一位出身貴族的姑娘。柴可夫斯基在這個角色身上著墨甚多，她不再是受盡欺壓的貧窮女孩，而是一個對於道德與愛情十分有主見的女性。當麗莎知道自己深愛的男子竟然懷抱著不軌企圖來愛她時，麗莎毅然決然斷絕所有愛情關係，毫不考慮進行任何勸說或是挽回愛情的動作，最後甚至以自我了斷方式收場。這樣的改編手法，則是柴可夫斯基刻意突顯女性在感情上的弱勢，多少還隱喻自己早年的不幸婚姻。歌劇第三幕的女高音詠歎調〈啊，我的心疲憊不堪！〉，就是柴可夫斯基為麗莎獻上的經典歌曲。
劇中其他的重要角色，還包括麗莎的祖母，她是普希金原著裡的「神秘老太婆」，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劇裡，則是成為握有「王牌秘密」的伯爵夫人。麗莎在祖母的安排之下，即將和一位貴族親王結婚，但這並不是麗莎個人所願，因為她的心早已被一位年輕的騎兵隊軍官格爾曼（Herman）（註3）給擄獲。格爾曼為了得到麗莎、並且擺脫貧窮的出身，他決定想盡一切辦法，要從老伯爵夫人那裡得到王牌的秘密，卻沒想到失手逼死了老伯爵夫人。
麗莎知道格爾曼的動機之後，內心受到極大衝擊，在灰心之餘，選擇跳入冰冷的河水裡結束生命。至於格爾曼，他以為得到王牌秘密之後，必定「百賭百勝」，沒想到，當他在牌桌上掀開最一張底牌時，「黑桃皇后」牌面上竟然出現老伯爵夫人陰森笑容的面孔！格爾曼一時精神錯亂，突然發狂似地拿起身邊配槍，舉槍自盡。
幕落之後，柴可夫斯基留給觀眾的，則是「愛情、財富、命運」的思考課題，而全劇瀰漫的宿命氣氛，則是柴可夫斯基最愛、也最嫻熟的創作手法。
尾聲
「愛情」與「宿命」，似乎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少不了的基本元素。熟稔俄羅斯文學的柴可夫斯基，以音樂手法將每一部經典文學裡的精髓，重現在後代觀眾面前。
柴可夫斯基從少年時代所展露的文學才華，雖然並沒有讓他成為一位文學家，但我們應該慶幸，就因為他豐厚的文學素養，才能讓我們見識到一齣又一齣經典的「俄國文學歌劇」；也因為他的細膩心思，才能帶我們透過音樂「閱讀」俄國文豪筆下的不朽巨作。在柴可夫斯基與普希金的身上，不只印證音樂與文學的完美結合，也許還隱喻了當代企業所謂「借力使力」的概念吧！
註
1.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在精神上偏愛女性的同性戀者。
2.編按：由於當時俄羅斯東正教會規定的離婚條件非常嚴苛，涉及通姦的直接證據以被告不得再婚等等複雜的條件，因此柴可夫斯基終其一生都沒有和米留科娃離婚。直到晚年，柴可夫斯基仍然經常得面對米留科娃的糾纏、恐嚇與需索金錢。
3.此人即是普希金原著筆下的「貧窮工程師」。
（本文轉載自《發現浪漫俄羅斯：柴可夫斯基敎你的十一堂課》一書，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出版）
文字｜邢子青 愛樂電台節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