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電影《紅色小提琴》以一把小提琴的流離境遇為主軸，敘述一位十七世紀的義大利製琴師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傾注在一把小提琴的製造過程中，日後接觸過這把小提琴的人，都會遭遇絢爛且同時毀滅性的命運，直到三百年後，小提琴又現身於現代的拍賣會場上，再度成為風靡大眾的閃耀之星……。猶如梁祝淒美絕滅的故事，《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市蘭心大戲院的音樂舞蹈匯演中首演開始，一直到二○○九年的現在，整整五十個年頭，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事件，兩位創作者的心事糾纏，當初共同參與創作與演出的上海音樂院師生，也在這五十年間，隨著這首曲子在中外樂壇上的光采綻放，在政治革命中引起的爭議與衝突，他們自身的命運與這首曲子的命運，似乎如《紅色小提琴》的電影情節一般，升沉，起伏，跌宕，糾纏。

熱情學生為國奉獻，作曲展現「中華文化」

大家所熟知且公認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是由兩位音樂家何占豪與陳鋼聯手創作的，當時他們都還是二十啷噹的大學生，何占豪（1933-）當時廿六歲，陳鋼（1935-）是學長，但小何兩歲。六○年代的中國，處於共產黨純樸、保守、偏執、激進的時代（這大概是生長於台灣的時下青年無法理解的一個時代），那時的年輕人，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積極地想要為國家貢獻自己，展現中華文化。上海音樂院裡，有一群大一學生，開始思索如何創作一首屬於自己的作品，這群學西樂的學生中就包括了《梁祝》的創作成員，當時他們組織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由何占豪帶領，包括：丁芷諾、朱英、張欣、沈西蒂和俞麗拿等，他們藉由學習民間音樂，如在上海的豫園城隍廟觀摩江南絲竹，看甬劇、滬劇等各種地方戲，由民間吸取傳統音樂的營養與素材，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西樂底子，嘗試去創作「中國自己的民族音樂」。

憑著幾位才華洋溢，滿腔熱血的青年，可以創造出不朽的樂章，這背後其實有許多師長的關注，與大環境的因素。當時何占豪是主修小提琴的學生，他同時也是浙江越劇團的一個演奏員，對傳統音樂的表現方式，有較其他同學更深的認識與天分。何占豪的同學丁芷諾，是作曲家丁善德的女兒，丁善德在當時是上海音樂院的副院長，也因為有這層關係，當「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提出想要將何占豪的小《梁祝》，改寫成完整管絃樂編制的協奏曲時，就需要對作曲理論更熟悉的同學來參與了，而陳鋼正巧是丁善德的學生，在丁善德的指導下，這些年輕人就「共同」地開始進行《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這對學生們來說可以說在精神上有了依靠，就可以比較有把握地去發揮自己的創造力與想像力，畢竟在當時這是很新的一種嘗試，要用小提琴去模擬二胡的那種轉韻，及人聲的腔調，不僅是在風格上面，在演奏及記譜方面，他們都面臨著很大的考驗。

至於他們這「共同創作」的進行方式，根據當事人及一些報導的描述，簡單的輪廓是旋律也就是主題的部分，是何占豪創作的，而作曲組的陳鋼則想辦法將它的曲式做了一個統整與安排，以及在管絃樂法及配器上，強化它的聲部結構，在加上丁善德的指導，《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於焉誕生；成為一個單樂章奏鳴曲式的「西樂」的模式，但是中國的樂曲的名稱則是代表每一個主題的樂念，這就成了今天風靡全球的一首可以代表中華文化的小提琴協奏曲。

淒美樂章變成毒草，相關人等皆遭厄運

當時「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這些想要為國爭光的音樂院學生，很積極地想要創作一首振奮民族士氣的交響樂，獻給「上級」。於是何占豪擬了一封信給當時的院黨委書記孟波（相當於上海音樂院的院長），那時他們訂了三個題材：「大煉鋼鐵」、「全民皆兵」與「梁祝」，結果孟波選中最後一個——「梁祝」。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中，文藝界盛行「文藝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口號，孟波得想辦法將普遍被視為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這樣的題材，包裝上「反封建是革命的動力」這樣的口號，並且把這個曲子作為中共國慶十週年獻禮。

五○年代末期到六○年代初期，大陸社會上的政治氣氛，老百姓還可以有「叛逆性格」，還可以「追求自由幸福」，還可以「追求真摯愛情」，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則被指為是宣揚封建思想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製大毒草，毒害青年學生」的「反黨分子」。因為他否定大煉鋼鐵作為小提琴協奏曲的選題，於是，又被戴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帽子，到處挨鬥，差點送命。被指為「右派之子」的陳鋼更被逼住在牛棚，下放勞動；何占豪則被迫放棄音樂，在鄉間抄譜養豬。一九六五年開始，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梁祝》從此被禁播演出，俞麗拿、孟波、何占豪、陳鋼等人被迫與《梁祝》劃清界線。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首被國際樂壇讚頌為最能代表華人的經典名曲，已經被許多小提琴名家錄製成唱片，深受樂迷的喜愛與歡迎。而當初作曲的何占豪與陳鋼也成了上海音樂院的作曲老師，繼續的傳承音樂的火把。關於這些歷史的記憶，只增添了它的傳奇與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