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近十幾年來，東京許多有名的現代劇場建築紛紛興建完成。從一九九○年代開始，「戲劇性的空間」這個名詞成了流行語，劇場打破了幾百年前從網球場發展而來的長方形的空間形式，出現了圓形、環型甚至球形等各種千奇百怪的劇場空間。在劇場建築設計師強烈的自我主張當中，劇場越來越凸顯其空間上的特殊性。到底劇場空間上的「戲劇性」與戲劇當中的「戲劇性」之間如何相生相剋，這個問題姑且不論，但是，在提到日本的現代劇場時，喚起我們強烈關心的並不是這些在建築上爭奇鬥艷的東京的現代劇場，而是位於地方都市靜岡的「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静岡県舞台芸術センター／Shizuoka Performing Arts Center，簡稱「SPAC」）。

如果以東京為中心來看的話，距離東京約一個鐘頭新幹線車程的靜岡的確是有點偏遠。靜岡自古以來雖然位於叫做「東海道」的這條日本經濟命脈上，但是新幹線完成之後，日本的交通動線從大阪越過靜岡直接到東京，這不免讓靜岡人有過其門而不入的感嘆。而「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就位於靜岡的近郊。

舞台與觀眾席一般大，劇場人心中的理想劇場

「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分為兩個區域，位於JR東靜岡車站旁邊的「靜岡藝術劇場」，以及位於大約三十分鐘車程山上的「舞台藝術公園」。JR東靜岡似乎是專門為了「靜岡藝術劇場」而存在的車站，走出車站發現外面異常地開闊，第一次造訪此地的人通常會為聳立在面前的富士山所震懾，從這裡看富士山感覺真的很近，近到有一種被巨人低頭俯看的感覺。「靜岡藝術劇場」就位於車站不遠方的另一端，狹長的建築本體呈現出流線型的線條，外牆全部被暗藍色調的磁磚所覆蓋，看起來像是一艘軍艦，或者是一頭藍鯨。建築內部有提供市民活動用的禮堂空間與劇場。進入到劇場才發現劇場似乎比原先想像的還來得小一些，四百個席次的觀眾席呈現出完美的半圓形，給人一種室內小型希臘劇場的錯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劇場內部使用粗糙的黑色磚砌作為牆面，不知何故這樣的牆面讓劇場感覺起來更加幽暗而神秘。四百個人的觀眾席雖然不大，但是卻擁有與觀眾席一樣大的舞台，很顯然地這是一個以藝術創作為主要考量，劇場人心目當中的理想劇場。

「舞台藝術公園」距離東靜岡大約三十分鐘車程，位於靜岡南部的山上，佔地約有四個東京巨蛋。當車子沿著山路往上行駛，道路兩旁出現梯狀的茶園，茶可以說是靜岡最重要的農業物產。「舞台藝術公園」整體而言是一個公園設施，茶樹園滿佈其間，而且這些茶園看來並不只是為了凸顯地方特色的視覺景觀，而是真正的茶園。「舞台藝術公園」內的辦公室、劇場、戶外劇場、排練室及宿舍等聚落建築就分散於茶樹的灌木叢當中。位於辦公室旁邊的餐廳非常寬大明亮，平常除了提供演員及工作人員的膳食之外，當然也提供觀眾及觀光客用餐。位於餐廳辦公室建築聚落下方的，是戶外劇場「有度」。戶外劇場沿著山坡的斜面興建，但是卻沒有模仿希臘劇場使用圓形的空間結構，而是採取長方形的設計。沿著斜面的階梯構成了觀眾席，正方型的舞台位於斜坡底部，以茂密的森林為背景，舞台後方並設有兩條「花道」作為演員進出場之用。從觀眾席延伸至舞台的兩側各有水泥的結構體，提供牆面作為舞台視線的阻絕之用，上方並設有照明設備，裡面則作為後台。「有度」雖然是個戶外劇場，與大自然融位一體，但是在空間上並不是那麼開闊與發散，在森林肅穆的氣氛當中仍然保有戲劇場景所需要的集中與凝聚。

戲還沒開演，「橢圓堂」就充滿著宗教性的氣氛

穿過竹林與茶園，越過田埂間的小道，室內劇場「橢圓堂」位於「舞台藝術公園」園區的最外緣，開闊的視野剛好可以盡情眺望富士山。從正面望去，「橢圓堂」的外觀很像是一般的度假小屋，其實這只是劇場入口玄關的部分，建築師沿著山坡設計，巧妙地將劇場的本體隱藏在視線底下。在劇場建築頂端有一個圓錐狀結構體，令人聯想到京都銀閣寺庭園當中的「向月台」，在形狀上剛好與背後的富士山形成照應，設計上充滿戲耍遊戲的精神。進入玄關之後才發現「橢圓堂」所以稱為「橢圓堂」，是因為它真的是個橢圓形的劇場。與入口銜接的迴廊剛好環繞劇場外圍一圈。落地的大窗讓有富士山的360度風景盡收於迴廊當中。進入劇場本體的入口位於底層，觀眾順著迴旋的樓梯往下，原先光亮的迴廊逐漸消失身後，彷彿一步步朝著黑暗的「奈洛（地獄）」前進，最後，推開一道厚重的門，進入了黑暗的劇場。這時的第一印象，是因為塗上黑漆所以格外顯得厚實的舞台地板在眼前發出陣陣黝黑的光亮。抬頭一看，頭頂上是個圓錐狀的天窗屋頂，聖潔的光線彷彿歐洲中世紀教堂般地灑了下來，原來劇場位於方才圓錐狀結構體的正下方。腳下深不可測的黑暗，以及頭頂上神聖的光線相互交錯，戲還沒有開演，這個劇場空間就充滿著宗教性的氣氛。遮陽簾在一個按鈕當中徐徐降下，完全遮蔽了圓錐體天窗的光線，有幾秒的時間我們身陷在宇宙盡頭般的黑暗當中。電源開關啪一聲地打開，在發出高頻嘶嘶聲的劇場燈照射之下，我們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約一百人的小劇場當中。可以移動的椅子被細心地排列成半圓型成為三面環繞著舞台的觀眾席。奇特的是，舞台上並沒有一般鏡框舞台所擁有舞台邊框或者翼幕，只在舞台後方有幾扇彷彿日本家屋當中常見的門板作為演員進出場時的視線屏障之用。就劇場的敘述性而言，「橢圓堂」的舞台顯然無法提供在時間空間上的幻覺作用，它是一個讓演員的表演行為完全裸露在觀眾視線之下的劇場。

這一切彷彿烏托邦般的完美，「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是劇場人所做的一個夢。為什麼在靜岡會出現這樣一個劇場？它是在怎樣的一個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所產生的？它到底是何人所做的夢？

富足年代中，趕上「公共表演展覽廳的建設風潮」

「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是由靜岡縣所全額出資，於一九九五年設立的財團法人組織。靜岡縣政府於一九九七年興建「舞台藝術公園」，於一九九九年完成「靜岡藝術劇場」之後，將這兩個單位交付給「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全權營運。其實，在當時地方政府出資興建各式各樣的劇場或表演廳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從一九七○年代後半始，日本政府意識到除了追求物質生產的「經濟政策」之外，精神層面的活動，也就是所謂的「文化活動」也必須成為政府行政政策的重點。在這樣的認識當中，首先提出所謂「文化1％」的文化政策，規定在橋梁等公共設施等「硬體」的興建預算當中，必須至少有1％作為藝術或是在設計等「軟體」上的經費。到了八○年代之後到九○年代前半，伴隨著日本在經濟上空前的榮景，文化經費用算年年大幅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個各地方縣市開始大量興建劇場、表演廳、美術館等公共文化設施，產生所謂「公共表演展覽廳的建設風潮」現象。根據統計資料，在六○年代末期日本全國的劇場表演廳的數量大約只有二百座，但是在整個八○年代大約總共有七百個劇場表演廳落成，在九○年代的前半的五年間，就有四百五十座的劇場表演廳興建完成，由這個數量來看，在整個八○年代幾乎每五天在日本的某個縣市就有一個表演廳開館，在九○年代的前半，則是每四天就有一座表演廳開館。這個數量十分驚人，同時也顯示日本在一九八、九○年代的文化經費的變遷及文化政策概要。「公共表演展覽廳的建設風潮」在九○年代中期達到最高點，然後接著逐年下滑，而一九九五年財團法人「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的創立，就是以日本當時的文化政策為背景。

「公共表演展覽廳的建設風潮」是日本文化政策的結果，在龐大數量的表面底下，它的實質卻反映著劇場與文化政策之間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仔細檢證各個縣市文化預算內容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預算當中有三分之二是文化設施建築本體的興建費用，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當中，絕大部分是營運管理這些文化設施的費用。在的實際使用方面，根據針對一九九三年這一年當中的使用內容所做的調查，日本各地方縣市的劇場表演廳一年當中平均的使用日數為二百零一天，當中藝術文化相關的使用約佔68％（當中音樂占約三分之二，戲劇與舞蹈約三分之一），各種大會、演講、研習等活動約佔32％。這種「多目的表演廳」在滿足市民多樣性需求的同時，也意味著在劇場專業度上必然的犧牲與妥協。另外一方面，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文化預算的大多數花費在劇場建築物的興建，以及事後對於建築的維護與管理上。但是，將劇場當作一個戲劇藝術創作的場域，為達到此目的所需要的演員、導演、設計者等人員，以及在背後支持這個創作活動的技術、行政、宣傳等人員，其人事經費及製作經費卻在文化預算當中闕如。因此，在「公共表演展覽廳的建設風潮」的背後，日本的所謂「劇場」這個字彙的定義其實指的是建築硬體，而行政部門對於「劇場」的營運及經營其實只是停留在「場地出租」的階段。「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所誕生的。

專業人才運作，以舞台藝術及藝術家為中心

「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與其他劇場表演廳的最大不同，在於它的營運組織方面。它擁有其專屬的劇團，在行政組織上，底下設有「藝術局（藝術部門）」以及「事務局（行政部門）」兩個單位，各由理監事會及藝術總監這兩個對等的單位所統籌。「事務局」底下設有「事務局長」，負責行政業務及教育推廣的工作，但是，主要扮演「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營運角色的是「藝術局」，「藝術局」設有「藝術局長」，底下統籌演出、表演、舞台創作及製作四個部門，各部門當中有專職的舞台、燈光、服裝、音響等專門人員及演員、舞者、導演等藝術家。他們除了專司戲劇的創作活動之外，還要分擔例如餐廳的經營等藝術中心當中所有的營運工作。正如在其官方網站上所開宗明義地宣示的：「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是日本第一個以專用的劇場及排練場為據點，專屬的演員及專業的技術人員在此從事舞台藝術的創作與演出的文化事業團體。並且以將優秀的舞台藝術介紹給日本，以及培養優秀的舞台藝術家為主要的目的」，不同於地方的表演廳，「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的組織架構是以藝術家為中心，以舞台藝術的創作為目的。在這當中，藝術總監位居舞台藝術中心的靈魂位置。在「靜岡縣舞台藝術中心」的組織編制當中，藝術總監除了是企畫的提案者之外，更具有經費的編列及執行的權利，並且手上握有人事權。這並不是為了將藝術家推向獨裁者的最高權力位置，而是在長時間錯誤的文化制度當中檢討到，藝術的自由並非是海闊天空的發想，所有藝術發想的自由必須在經費及執行可能性的限制當中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