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們身上披著深褐色粗布麻衣、肢體僵硬扭曲，不諧和的音響加上粗野又強烈的節奏以石破天驚之力猛擊——《春之祭》的首演讓尋不著美感經驗的觀眾憤怒反彈，但其前所未有的管絃樂效果與和弦的組合，打破了自古以來古典音樂的框架，卻又讓它贏得日後「對西方音樂史上影響最大的五十部作品之首」「廿世紀管絃樂中最偉大的作品」等等歷史里程碑的高度禮讚。
在孩提時，每年「最令人振奮的大事」，就是「狂暴的俄國春天，它似乎在一個小時之內就啟動，它的降臨就像要讓整個地球天崩地裂一樣。」這是作曲家斯特拉溫斯基曾對春天的描述，卻也直接對應著作品《春之祭》首演時帶給人們的衝擊。
在以往，芭蕾舞劇是優雅輕盈的，舞者穿著多彩又貼身的服裝顯現窈窕，扮演的是童話世界中的神仙眷侶。悅耳的音符就像翅膀一樣，烘托著他們在舞台上伸展、旋轉。然而《春之祭》卻一點也沒有這類想像，舞者們身上披著深褐色粗布麻衣、肢體僵硬扭曲，不諧和的音響加上粗野又強烈的節奏以石破天驚之力猛擊，放眼望去，那種歷經百年堆砌起來的美好恰似被踐踏而崩塌，無怪乎遍尋不著美感經驗的觀眾忍不住憤怒和反彈，讓演出者落得聲名狼籍。
對原始力量的強烈召喚
事實上這部劃時代巨作的創作，就像一股潮流一般來得無法抑遏。誕生於一九一三年的《春之祭》有其時代的特殊意義，也許是爆炸性的音樂預示了即將隨之而來的破壞和殺戮，它的完成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從人文的角度看來，一九○○年代當時的藝術家和學者，正對所謂的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畫家畢卡索的《亞維儂的少女》創作於一九○七年，強烈而新式的畫作，反映出對於非洲土著面具雕刻的影響；而跟《春之祭》首演同一年，心理學家弗洛依德也出版了《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推出關於「探討野蠻人與神經官能症病患在精神生活上的相似性」的研究。在那種氣氛的包圍下，作曲家自然衍生了一種想要「藉著強韌持續的節奏與敲擊性的聲響來喚起原始力量」的慾望。
儘管首演遭受了惡評，但隔了一年，作曲家將管絃樂的編制擴大，大幅增加木管樂器的數量，並且增添了銅管與打擊樂器後上演的音樂會版本，卻得到了評論界的讚揚。理性地分析下來，這首樂曲不論是由視野、開創性，或是技巧上的成熟度，都為音樂建立了新的里程碑。也因此它不但曾被英國《古典CD雜誌》Classical CD Magazine評選為對西方音樂史上影響最大的五十部作品之首；作曲家柯普蘭（Aaron Copland）更在一九五二年的演講中讚揚《春之祭》稱得上是廿世紀管絃樂中最偉大的作品。而研究斯特拉溫斯基的美國學者Richard Taruskin更曾表示：《春之祭》的藝術成就都可以說是斯氏的《英雄交響曲》，足以媲美貝多芬在該作中奠下的重要成就（註）。學者們將這個作品視為音樂「現代主義」的一部重要代表，宣告著現代音樂的來臨，而斯特拉溫斯基也因為這部作品在音樂史上成為不可抹滅的要角，這些結果，都是首演當初所無法想像的。
與傳統一刀兩斷的樂章
《春之祭》的創新在於前所未有的管絃樂效果與和弦的組合，並打破了自古以來古典音樂的框架，無論在節奏、旋律與和聲方面，都試圖和傳統切斷關係。整體結構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幕是由七首舞曲組成的〈大地崇拜〉和第二幕則是六首舞曲的〈祭獻〉，兩幕之間只有短暫的休息。管絃樂編制相當龐大，用了包括八支法國號、四支低音號及極為吃重的打擊樂，有五個定音鼓、大鼓、鈴鼓、大鑼、三角鐵，以及管絃樂中不常用的瓜敔（Guiro，即表面有許多刻槽的葫蘆瓜，以細棒刮表面發出聲音）。
他將不同樂器分組並各自視為一個合奏單位，大部分的樂器種類有自己的獨奏樂段，並使用極端的音域範圍。例如在開頭的序奏，作曲家自己曾說過是「描繪大地的甦醒，鳥獸的抓撓、咬嚙和抖動。」因此他採用立陶宛民歌作主題旋律，讓巴松管奏出遠比正常使用音高還要高出許多的音區，加上運用了古調式「艾奧里安（Aeolian）」調式激起遠古歌曲的情感，在略微更動的旋律片段及單一和弦一再反覆重現後，成功地帶出一種怪誕、壓迫又如儀式般催眠的效果。此外，節奏在《春之祭》中是扮演著絕對的重要性，它的小節長短不一，重音隨時轉移，尤其到最後獻祭舞蹈的部分，狂亂的節奏似乎超越了音樂本身，像是有自己的生命一般獨立於和聲旋律之外。不像從巴赫以來運用2/4、4/4等拍號，斯特拉溫斯基完全拋棄固有的概念，以八分音符為最小單位迅速地變換和敲打。
創意來源有跡可考
《春之祭》的現代化語言，像是斷然與古典劃清界限。縱然作曲家在多年後談起創作初衷時，強調自己當時是處於一種恍惚入神的狀態，意念彷彿是上天的恩賜，然而這首驚世駭俗的作品，卻絕非憑空而來。匈牙利作曲家巴爾托克及Taruskin都曾表明《春之祭》中許多旋律有據可查，不但有民間曲調，仔細比對後也不難發現有著和他的師承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甚至柴科夫斯基的影子。和聲上，也能在德布西的音樂中找到元素，就像他自己的說的：「《春之祭》除了有我自己的努力之外，我還應該感謝德布西，其中最好的部分（序曲）和最差的部分（第二部分兩隻獨奏小號第一次進入和〈讚美被選中者〉中的音樂）都有他的功勞。」
再獨一無二的作品，也無法與歷史切割；再有爭議性的創見，終將濺起美麗的漣漪。一百年過去了，人們對於《春之祭》的種種疑惑、研究和崇拜至今仍然處於進行式。回到最初，那創作者嘗試向歷史的奮力一擊，終究定格在最高處。首演那場敗仗勢必要打，猶如《春之祭》對大地之母的讚頌——春天來臨讓萬物生生不息，人們相信，死亡代表一種生命的開始。
註：參見音樂學者王育雯撰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1期，2004年11月p.53-102。原文出自Richard Taruskin, 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 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v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v. 1, 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