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彼得．布魯克帶著一群演員踏上為期三個月的非洲之旅，途中經歷五個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尼日、奈及利亞、貝南、馬利，沿途重點並非斑馬、羚羊，既無購物樂趣，也無浪漫邂逅。唯一存在的是溝通，一趟試圖讓劇場超越文化限制的奧徳賽之旅。
非洲表演藝術的烙印
他們避開大城鎮，專走小村莊。在幾百雙帶著異樣的眼光中，他們打開地毯，放上一雙鞋子，接著就在演員的即興之下，演出一個又一個故事。由於語言不通，演員得使出渾身解數，牢牢抓住觀眾注意力，有時氣氛跑掉，另一位演員就會吹起笛子，一位機警的演員跳進地毯，開始演起巨人……就這樣，真槍實彈，過關斬將。由於非洲種族複雜，村落對外人非常敏感。有時演出都得經過部落長老的同意。長老透過翻譯問布魯克，為何一群西方人要大老遠跑來非洲村落演出。而布魯克的回答是：「我們想知道，這世界上不同的種族之間是否存在溝通的可能性。」長老聽完後，滿意地點點頭說：「這個想法很好，你們可以在這裡表演。」
在非洲的旅行中，彼得．布魯克也見識到非洲的表演藝術，例如友魯巴人（Yoruba）的面具舞蹈，還有非洲的說書藝術都深深印在他的腦海當中。所以當他從非洲回來後，靈魂的行囊是飽滿的，而非洲經驗也一再運用在他後來的演出當中。例如他自己就承認，若是沒有先前的非洲探索之旅所帶來的跨文化經驗，跨國演員版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達》就不可能完成。
甚至於一九九二年製作由笈田勝弘（Yoshi Oida）主演的《那個男人》The Man Who時，彼得．布魯克也發現，他的執導方式其實是源自他的非洲經驗。他不過是用一張桌子、一根蠟燭與一盒火柴來取代地毯上的那雙鞋子而已。
看《希茲威．班西死了》終身難忘
非洲之旅回來沒多久，一九七三年彼得．布魯克在倫敦的皇家宮廷劇院（Royal Court Theatre）觀賞了南非劇作家亞朵．弗加特的《希茲威．班西死了》與《島嶼》The Island。布魯克後來形容，他看《希茲威．班西死了》的那晚，是人生最難忘的少數幾次劇場經驗。他在兩位非洲演員身上。發現了「他在六○年代尋覓已久的肢體簡潔度與自由感。」（The Economist 2006/6/8）
弗加特也和彼得．布魯克成了好友，他在布魯克所拍的電影《與奇人相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飾演史基洛夫教授，戲分吃重。《希茲威．班西死了》實際上用到非洲的說書技巧，演員從一開場就開始在跟觀眾對話，並來回自由穿梭於他要講述的故事與角色之間。表面上劇本雖提到三位角色，但實際上這齣戲只需兩位演員即可成行。簡單的佈景，充滿想像力的演出，跟彼得．布魯克自己在追求與觀眾共享的空的空間，其實有不謀而合之處。也難怪他一直念茲在茲，終於在三十三年後親自執導此劇。
非洲因緣在彼得．布魯克的創作中，一直不缺，尤其近幾年更是明顯，像二○○三年改編自南非作家謝姆巴（Can Themba）短篇小說的《情人的西裝》Le Costume，成了大受歡迎之作，巡迴全球不少藝術節。二○○五年的《提爾諾．波卡》Tierno Bokar，由彼得．布魯克團隊中最老資格的非洲演員Sotigui Kouyaté領銜演出（他在《摩訶婆羅達》中飾演皮史麻Bhishma），由於題材涉及非洲回教領袖的被暗殺的故事，在後九一一時代引發不少討論。
這是一種彌補
非洲對彼得．布魯克來說是一種彌補，彌補了西方文化的演員與劇場技巧的不足之處。如同他的團隊充滿各色人種一樣，每個人都有所限制，但也因為他者的存在，讓每個人有機會超越自己的限制。
在他的回憶錄《穿梭人生》結尾的最後一段，彼得．布魯克說：「在非洲的村落裡，當說書人說完故事後，他會將的手掌貼到地上說:『現在我將故事擺在這裡。』然後他會又加一句：『或許有一天有人會撿起這個故事。』」現在我也將彼得．布魯克的非洲故事講到這裡。
主要參考書目
Brook,Peter Threads of Time, N.Y.: Counterpoint,1999
Fugard,Athol and Kani, John and Ntshona, Winston Sizwe Bansi Is Dead & The Island, N.Y.:Viking Press, 1976
Heilpern,John Conference of Birds, The Story of Peter Brook in Africa, London: Faber & Faber, 1977
Moffitt, Dale ed. Between Two Silence: Talking with Peter Brook, London: Methuen,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