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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表演藝術
特別企畫 Feature 新文本踹共!/入門導介

九個關鍵提問 認識「新文本」

什麼是新文本,那有舊文本嗎?

「新文本運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新文本的題材與書寫形式又有什麼特別之處?

作為廿世紀興起的劇本創作風潮,我們雖未必知道什麼是「新文本」,但多多少少也在台灣的劇團製作中看過或聽過相關創作,趁著兩廳院「新點子劇展」與黑眼睛跨劇團策劃的「對幹戲劇節」,將演出多齣新文本劇作,這次讓我們一次搞清楚:什麼是「新文本」!

什麼是新文本,那有舊文本嗎?

「新文本運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新文本的題材與書寫形式又有什麼特別之處?

作為廿世紀興起的劇本創作風潮,我們雖未必知道什麼是「新文本」,但多多少少也在台灣的劇團製作中看過或聽過相關創作,趁著兩廳院「新點子劇展」與黑眼睛跨劇團策劃的「對幹戲劇節」,將演出多齣新文本劇作,這次讓我們一次搞清楚:什麼是「新文本」!

1.何謂新文本?那有舊文本嗎?

依英國劇評家席爾茲(Aleks Sierz)所言,新文本是相當英式的概念,因此相關討論也需回到英國的文本劇場脈絡。新文本出自於當代社會的肌理,常常在敘事風格、題材選取上衝撞成規,挑戰觀眾對文本劇場傳統的想像。通常新文本來自於新秀作家,但不斷挑戰劇本創作框架的熟年劇作家也可是新文本創作者。鴻鴻以「咬住現實不放」、席爾茲以與當代「相關且共鳴」形容新文本,都十分貼切。但新文本的形式與內容,隨著創作的多元,愈來愈難以定義。

「新的」劇本不見得是新文本。席爾茲常以亞倫.班奈(Alan Bennet)的《歷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2004)為例,雖是新近的創作作品,但懷舊語言與敘事風格,使故事、角色、情境看起來像童話,雖然寫得有趣且受歡迎,但手法似乎更貼近幻想出來的當代歷史劇。這樣作品年代雖近,大概可以算是舊文本吧。

2.新文本運動的源起為何?是否影響世界各地?

一九九三年,倫敦宮廷劇院(Royal Court Theatre)重返「劇作家劇院」的初衷,培植並鼓勵新秀劇作家,加上自布萊爾成為新工黨領袖之後,讓漸趨保守的英國社會看到新變化的可能,因而開啟各種豐沛的創作,並使新文本創作達另一高峰。

同時,九○年代的歐陸,陸續見到各種鼓勵新劇作的獎項。如九○年隨著克羅埃西亞獨立而有「馬如歐日藝術節」(Marul’s Days Festival)、九二年由德國劇作家多斯特(Tankred Dorst)籌劃的「新歐洲戲劇藝術節」(Festival of New European Drama)等,都鼓舞了當代劇本創作。

九三年英國的創作能量再次湧現後,當時以衝撞常規而有「直面劇場」風格之稱的劇作亦風靡歐洲。一度,英國劇作家莎拉.肯恩(Sarah Kane)有「新莎士比亞」之稱,而挪威的喬.恩佛斯(Jon Fosse)則被冠以「新易卜生」之名,加上馮.梅焰堡(Marius von Mayenburg)、福克.李希特(Falk Richter)、希梅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波梅拉(Joël Pommerat)、拉高斯(Jean-Luc Lagarce)等風格各異的作品,新文本在歐洲的「流行」可見一斑,評論家因此以新文本運動說明此時期歐陸劇本創作的活躍。

雖然英歐的劇作家們不見得有身處「運動」的感覺,但手法上的推陳出新、觀眾及劇院的支持,因此新文本的搬演在頻率及數量上的確明顯提高。英國劇作家史緹芬斯(Simon Stephens)如此評斷新文本運動:「於是藝術家更想走到熱潮的中心,所以那個『運動』更該說是自我衍生的(self-generating)。」然而,亦如他所言,當代的新文本愈來愈難以定義了。(註1)

3.新文本跟直面劇場有什麼關係?

「直面劇場/對幹劇場」(in-yer-face theatre)是席爾茲提出的詞彙,他希望藉此描述英國九○年代中期崛起,以言詞尖銳、題材挑戰禁忌的一股新文本潮流,可以說是自英國新文本發展以來,具有獨特風格的一派。直面劇場的代表作者多半也是新文本作者,如肯恩、瑞文希爾(Mark Ravenhill)、麥多納(Martin McDonagh)等,但新文本作者不一定創作直面劇場風格的作品,例如,也許多數人同意昆普(Martin Crimp)是新文本作家,但昆普只有部分作品風格較為「直面」,更少見論者將邱琪兒(Caryl Churchill)作品以「直面」形容。

與近廿年來的新文本運動一樣,直面劇場的創作美學不但各具風格,這個標籤比較像是劇評家的論述結果:不但被歸於直面劇場的創作者本身不見得同意,席爾茲似乎後來也對此標籤不置可否。

4.新文本的關注題材?

一九五○年代中期常見以家庭悲劇為題,之後則見到對於政治、社會福利、性別平權等議題的關注,九○年代則常見探討藥物、精神疾病、家庭價值觀、國家認同等主題,進入廿一世紀後,後九一一社會、全球化、地球暖化、網路虛擬世界、貧富與階級差距等,都可能是作品的背景。小至個人與朋友間的愛恨情仇,大至世代的關鍵課題,只要是與當代社會有關、並能引起共鳴,都能成為新文本取材方向。

新文本多為形式與內容具挑戰性、甚至挑釁既有價值或美學觀的創作,許多作品受到當代事件啟發。如轟動英國的兩歲幼童被兩名十一歲男孩打死的社會新聞,是啟發劇作家瑞文希爾創作《血拼與炒飯》Shopping and F**king(1996)的重要線索,透過戲劇轉化後,提供觀眾思考此事件的不同角度。

5.新文本的書寫形式為何?

新文本至今已經快走入六十年,當代劇場裡愈來愈常見受到新文本影響的寫作風格。最常被提出的特性,包括:使用速寫式的短景(Scenario)代替景(Scene),因此場景切換快速;對話時不是一人說完才換另一人說,常有互相打斷、或是一段裡同時有幾組人交換訊息;多焦點的敘事空間安排;去角色、無話頭對話、甚至去空間拓展出的搬演可能(或限制)。這些不同於「傳統」作品,看起來充滿實驗性,也帶來不同的閱讀經驗。然也有乍看下與一般寫實主義劇本無異的作品,像是邱琪兒的《遠方》Far Away(2000)、昆普的《城市》The City(2008)等,新文本的風格很難一以貫之。

確定的是,新文本作家之間常可見互相影響、取經、借鏡。如,史緹芬斯提到:「(邱琪兒)早已提出劇本結構的創新,她對結構的改變,影響了馬丁.昆普,然後 馬丁.昆普影響了莎拉.肯恩,而我則受莎.拉肯恩影響。」(註2)。 葛雷格(David Greig)更在《聖地牙哥》San Diego( 2003)以諧擬方式向多個劇作家致敬。

6.新文本與導演的關係如何?

由於新文本劇場本質上為文本劇場,導演處理的方式與對待其他文本劇場可以是相似的:舉凡角色分析、背景設定、創作概念等,都可以在工作中一次次釐清。常與新文本劇作家合作的英國導演米契爾(Katie Mitchell),在她的導演書《導演的技藝》The Director’s Craft(2008),雖由與契訶夫《海鷗》的工作經驗出發,但提到不少排演新文本的過程,包括精密的計算與不斷的溝通等,萬般準備後才得以搬演。

米契爾與昆普、史緹芬斯皆合作多次,兩位劇作家也都會加入排演,因應排練場上的經驗,對劇本稍作修改,昆普甚至會在預演期間(Previews)修改劇本,務求讓劇本「活起來」。因此,新文本作品雖以文本為主,但實體演出的成效也是劇作家關心的,亦可看到劇作家與導演密切的合作關係。

7.觀眾該如何切入理解新文本?

新文本作品在紙上看起來也許特別,但在劇場裡搬演不見得就會是實驗性、令人摸不著頭緒的劇本。例如,昆普的《鄉鎮》The Country,雖然指名了角色名稱,但劇本裡並沒有說明哪一句台詞是哪一位角色所說,還以「剪刀、石頭、布」的意象貫串五個場景,閱讀起來並不是習以為常的劇作形式。然而在劇場裡演出,觀眾面對的是演員直接詮釋角色,而不是文本怎麼在紙上呈現,因為演員已經選好台詞,只看演出也許不會發現劇本創作形式上的不同。

對於非以劇情發展為主的新文本,因為搬演的高度自由,或是多角度、多敘事線、多媒體、多焦點,對觀眾來說也許很難一次完整捕捉作品的訊息,但這也是看新文本的樂趣之一。因為新文本的當代性,只要不是帶著抗拒的心進劇場看戲,多半可以從演出中捕抓到該作品傳達的意象。

8. 為什麼這個時代需要看新文本?

自二○一二年以來,香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對於推廣新文本不遺餘力,工作坊提出三項信念,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一、文本的思想性和社會性,能讓作品更強烈地回應新時代的挑戰。


二、文字能以更多樣化的形式,打開劇場表演的更多可能。

三、劇場能以更尖銳的方式反映現實,同時也參與書寫現實。

同時,藉由參與、觀察、研讀新文本,可將文字當作如舞台、燈光、服裝一樣的劇場元素,將文本劇場推至前所未見的多樣性及實驗性,進一步思考劇場的美學。

以創作者的立場出發,香港劇作家馮程程進一步說明了新文本的必要性:「新文本是他山之石,示範了劇場書寫其實還有多大的空間,多大的自由。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寫作,看似容易,其實要跨越很多既有的方式和框框,要釋放更多強烈的情感。『創作新文本』是規範性的,從研習新文本尋找創作養分,深化對劇場的信念,則會讓我們一再呼吸到那一股自由的空氣。」

9. 集體發展的創作也可以叫新文本嗎?

新文本主要脈絡仍是文本劇場,因此肢體劇場、編作劇場、集體創作、教育劇場、街頭劇場、多媒體劇場、馬戲、社區劇場、兒童劇場等等,即使形式與內容新奇有趣,多半不以新文本稱之。此無關創作優劣,而是新文本劇場本質上是劇作家劇場。

如果劇作家與導演、甚至團隊一起合作,最終發展出記錄性文本,而此文本在形式或內容(或兩者)上挑戰了既有的美學價值、回應當代社會議題,並且能夠成為之後演出的文本,那麼這樣的作品也能算是新文本。如英國合拍劇團的《消失的數字》A Disappearing Number(2008)出版後,原作雖是集體創作,但出版的劇本可以算是新文本,可供後人搬演。

小結

如馬丁.昆普一再強調的,標籤對創作不一定有助益,作品會被如何形容也不是劇作家可以左右的。新文本一詞可看成是集體論述的成果,而創作出讓觀眾共鳴的作品,比討論是否為新文本、怎麼創作新文本,也許更有建設性。如史緹芬斯在許多場合中所言:「繼續創作就對了。」

註:

  1. 見潘詩韻對史緹芬斯的訪問〈劇場是一種最樂觀的創作形式〉www.newwritinghk.net/onandon/displayarticle_i.php?idx=16
  2. 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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