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柴科夫斯基
年輕的柴科夫斯基(本刊資料室 提供)
焦點專題(二) Focus 愛情 請小心輕放——柴科夫斯基與《尤金.奧涅金》

櫃裡的交響曲 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音樂

不管生前死後,俄國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傳聞不曾稍歇,而後世學者更熱中於從其作品中去探索描繪他生前如謎的感情世界。其實柴氏也曾有過異性戀情,甚至曾經結婚,但相較於異性愛情帶給他的不安與焦慮,在同性關係中的他,才真正得以散發創作的熱力,寫出知名的《羅蜜歐與茱麗葉序曲》、《小提琴協奏曲》、第六號交響曲《悲愴》等永銘人心的經典。

文字|蔡永凱、本刊資料室
第274期 / 2015年10月號

不管生前死後,俄國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傳聞不曾稍歇,而後世學者更熱中於從其作品中去探索描繪他生前如謎的感情世界。其實柴氏也曾有過異性戀情,甚至曾經結婚,但相較於異性愛情帶給他的不安與焦慮,在同性關係中的他,才真正得以散發創作的熱力,寫出知名的《羅蜜歐與茱麗葉序曲》、《小提琴協奏曲》、第六號交響曲《悲愴》等永銘人心的經典。

一般人提到俄國音樂,尤其是十九世紀的代表作曲家時,首先冒出來的名字,非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莫屬。他的芭蕾、交響曲與協奏曲,皆被視為經典,始終是音樂會、唱片市場乃至於國際大賽的敲門磚。另一方面,在他生前,關於同性戀的傳聞未曾間斷。持續至今,仍吸引聽眾們往櫃裡窺探。

唯一的異性之愛

要釐清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軌跡並非易事。由於俄國在廿世紀初即被共黨統治,在思想政策的前提下,對柴科夫斯基的定位亦經過一番修正、改寫。到了廿世紀末鐵幕瓦解時,許多相關的文獻資料早已灰飛煙滅,更增加拼湊史實的困難。目前確知的是,柴氏在一八六八年曾愛上一位來自比利時的女高音亞陀(Désirée Artôt)。柴氏曾向同為同性戀者的弟弟莫捷斯特(Modest Tchaikovsky)表示,亞陀係他此生唯一愛過的女性。雖然兩人很快有了婚約,然而亞陀隨行的母親卻對柴氏的經濟能力與同性戀傳聞多所遲疑。至於在柴科夫斯基這方,雖有他父親的大力支持,卻也有音樂圈友人認為,與外國女子結婚將有害他在俄國的音樂事業。直到隔年,亞陀在離開俄國前往華沙巡演時,閃電嫁給劇團的同事,膠著的婚事宣告無疾而終。

相對於與亞陀之間低調的來往,柴氏於一八七七年的婚姻,則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八卦事件。這件事情從頭到尾都非比尋常:他在與這位名叫米優科娃(Antonina Ivanovna Milyukova)的女子倉促成婚前,甚至未曾告知他的家人與當時在莫斯科音樂院的同事;新婚不久,雖然新娘履行了柴氏「柏拉圖愛情」的承諾,柴氏還是面臨精神崩潰,勞動家人來收拾殘局。雖然兩人並未正式離婚,但這場鬧劇讓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傳聞間接得到證實。而他自己,也彷彿放棄了最後一絲回歸異性戀常軌的希望。在此之後,與他劃上等號的女性友人,便只有長期贊助他卻拒絕會面的富孀梅克夫人(Nadezdha von Meck)。

在同性關係中煥發創作熱力

按柴氏的書信可推知,他早在法律學校就讀的青少年時期,就可能與同學發生了超友誼的關係。這本是寄宿學校裡常見的現象,然而他在離開學校後,對男性的情慾仍有增無減。與他有過親密關係的對象,較可信的,包括詩人阿普克廷(Aleksey Apukhtin),兩人亦曾是法律學校的同學;一八七二年起,柴氏雇用一名叫索弗洛夫(Alexei Sofronov)的貼身男僕,據信其所服侍的內容亦包括肉體關係;除此之外,柴氏在莫斯科音樂院任教時,也與多位學生過從甚密:須洛夫斯基(Vladimir Shilovsky)家世顯赫,兩人亦常相偕出遊,均由學生買單;他對另一位學生札克(Eduard Zak)的愛慕則較為隱密,一直到札克於一九七三年自殺後,作曲家才藉由譜寫《羅蜜歐與茱麗葉序曲》的機會道出他對這位年輕學生的不捨;在札克後,柴科夫斯基亦曾瘋狂地愛戀另一位學生柯太克(Joseph Kotek),並因此而誕生了鉅作——《小提琴協奏曲》。最後,柴氏甚至還愛上了自己的姪兒大衛朵夫(Vladimir Davïdov) ,並且將他的第六號交響曲《悲愴》題獻給他。除此之外,他在給莫捷斯特的信裡,亦多次直陳自己的性冒險。雖然這些男子,有些可能與柴氏有過確實的感情關係,有些可能只是肉體的相濡以沫,甚至也可能只是作曲家單方面的愛慕。但不管如何,從與這些人物連結的作品來看,對照他在異性感情中的被動與不安,柴氏的確只有在同性感情中,才真正得以散發創作的熱力。

柴科夫斯基的話題性源源不絕。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具有俄語背景的學者,試圖找到更多的書信、文獻來重建柴氏生前的同性戀場景。這些考證的功夫,多半是為了釐清他戲劇性死亡的原因。根據當時的官方說法,柴氏係在餐廳誤飲一杯不潔的水,得到霍亂而死;然而坊間亦繪聲繪影地傳聞,認為柴氏係勾搭某重要人物的兒子,而被威脅終至自殺;當然,亦有人認為他係被謀殺。

在柴氏作品中解謎

除此之外,有更多的學者,試圖以他的感情世界來解讀他的音樂。較傳統的學者,傾向將作曲家在特定時間內的生命事件與創作成果連結,假設這些作品必會忠實反映出當下作曲家的心緒。因此,既然莎翁的《羅蜜歐與茱麗葉》刻畫兩大家族鬥爭下的無奈愛情,柴氏在札克自殺後所譜寫的《羅蜜歐與茱麗葉序曲》,可能就反映了作曲家在異性戀與同性戀情慾間的掙扎與破滅。至於《悲愴》,由於它是作曲家最後一首完成的交響曲,因此以慢板結尾的特殊安排,亦被視為柴氏預見自己的死亡,等於支持了作曲家係自殺身亡的猜測。

不只如此。在十九世紀的作曲家中,尤以舒曼特別熱中將人名的字母轉化為音高,成為作品之音樂主題。循此脈絡,布朗(David Brown)基於柴氏對於舒曼的崇拜,主張於一八七四年所創作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就包含了「亞陀」姓與名的開始字母。因為Des與A,在德語裡正好代表降D與A。布朗認為,這兩個調性必須以降B大調來解決,因此在這部鋼琴協奏曲裡,第一樂章知名的開頭係在降D大調,但這段主題,卻在出現兩次後即消失,整部作品的中心調性轉往降B大調。布朗將這部作品視為作曲家對亞陀事件的耿耿於懷,然而此時距亞陀的婚約事件早已五年,對照柴氏在這段時間在同性關係上的斬獲,如此詮釋的說服力不言自明。

二戰之後,女性主義與同志研究開始發展,這股潮流對音樂學的影響,結晶於九○年代初期由美國學者麥克拉蕊(Susan McClary)的女性主義音樂學論著中,尤以《陰性終止》一書為代表。麥克拉蕊自承受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影響,主張音樂的素材係社會整體之縮影。該書的第三章〈古典音樂的性政治〉以比才《卡門》的分析開始,接續至柴科夫斯基一八七七年所創作的《第四號交響曲》。她認為,柴氏在寫作這部作品不久前才觀賞了《卡門》,因此這部交響曲亦深受該歌劇的影響。麥克拉蕊以交響曲主題的風格著手:作品的開場號角聲,有如宿命般;於第27小節出現的第一主題,不同於傳統交響曲第一主題的陽剛方正,顯得紊亂、脆弱;而於第115小節由單簧管所奏出的第二主題,則「與卡門一般、風騷、狡詐」。因此,這部作品展現出作曲家對於異性戀世界的挑釁,亦看到同性戀世界的強大誘惑。

無獨有偶,另一位美國學者傑克森(Timothy Jackson),亦以《第四號交響曲》為主要對象,他使用「賢克分析法」,抽絲剝繭般地在樂曲的表層、中層和裡層之和聲結構裡,尋找同性戀身分的徵兆。對於傑克森來說,柴科夫斯基藉由「同音異名」的手法(例如降C的音高係等於B),讓《第四號交響曲》游移在兩個調性之間,宛如作曲家在兩個世界的掙扎。而作品中的三個主要調性,則又體現了柴科夫斯基—米優科娃—同性友人(情慾)間的三角關係……

永遠不凡的柴科夫斯基

研究者對《第四號交響曲》的偏好,或許是著眼於作曲家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件裡,曾鉅細靡遺地介紹這部作品的「標題內容」,讓上述研究者能最方便對號入座。不過,當研究者以作曲家的文字出發,以音樂分析證明作曲家的文字所言不假,似乎多此一舉。何況,在古典音樂傳統裡,「出版」的版本係作曲家的最終定見。既然柴科夫斯基選擇了以「絕對音樂」的交響曲樣貌呈現這部作品,將說明文字鎖回櫃裡,也就顯示了,他希望這部作品被聽見,而非「讀見」。身為聽眾,一方面理解柴氏係一有血有肉、在感情中跌跌撞撞的凡人;亦欣喜於他音樂裡甜美的不凡之處。不能忘記的是,柴科夫斯基之所以是柴科夫斯基,不是因為他愛男子,而是他筆下的《天鵝湖》、《尤金.奧涅金》Eugene Onegin等醇美樂音。普天之下的同性戀何其多,然而「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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