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生前死後，俄國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傳聞不曾稍歇，而後世學者更熱中於從其作品中去探索描繪他生前如謎的感情世界。其實柴氏也曾有過異性戀情，甚至曾經結婚，但相較於異性愛情帶給他的不安與焦慮，在同性關係中的他，才真正得以散發創作的熱力，寫出知名的《羅蜜歐與茱麗葉序曲》、《小提琴協奏曲》、第六號交響曲《悲愴》等永銘人心的經典。
一般人提到俄國音樂，尤其是十九世紀的代表作曲家時，首先冒出來的名字，非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莫屬。他的芭蕾、交響曲與協奏曲，皆被視為經典，始終是音樂會、唱片市場乃至於國際大賽的敲門磚。另一方面，在他生前，關於同性戀的傳聞未曾間斷。持續至今，仍吸引聽眾們往櫃裡窺探。
唯一的異性之愛
要釐清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軌跡並非易事。由於俄國在廿世紀初即被共黨統治，在思想政策的前提下，對柴科夫斯基的定位亦經過一番修正、改寫。到了廿世紀末鐵幕瓦解時，許多相關的文獻資料早已灰飛煙滅，更增加拼湊史實的困難。目前確知的是，柴氏在一八六八年曾愛上一位來自比利時的女高音亞陀（Désirée Artôt）。柴氏曾向同為同性戀者的弟弟莫捷斯特（Modest Tchaikovsky）表示，亞陀係他此生唯一愛過的女性。雖然兩人很快有了婚約，然而亞陀隨行的母親卻對柴氏的經濟能力與同性戀傳聞多所遲疑。至於在柴科夫斯基這方，雖有他父親的大力支持，卻也有音樂圈友人認為，與外國女子結婚將有害他在俄國的音樂事業。直到隔年，亞陀在離開俄國前往華沙巡演時，閃電嫁給劇團的同事，膠著的婚事宣告無疾而終。
相對於與亞陀之間低調的來往，柴氏於一八七七年的婚姻，則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八卦事件。這件事情從頭到尾都非比尋常：他在與這位名叫米優科娃（Antonina Ivanovna Milyukova）的女子倉促成婚前，甚至未曾告知他的家人與當時在莫斯科音樂院的同事；新婚不久，雖然新娘履行了柴氏「柏拉圖愛情」的承諾，柴氏還是面臨精神崩潰，勞動家人來收拾殘局。雖然兩人並未正式離婚，但這場鬧劇讓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傳聞間接得到證實。而他自己，也彷彿放棄了最後一絲回歸異性戀常軌的希望。在此之後，與他劃上等號的女性友人，便只有長期贊助他卻拒絕會面的富孀梅克夫人（Nadezdha von Meck）。
在同性關係中煥發創作熱力
按柴氏的書信可推知，他早在法律學校就讀的青少年時期，就可能與同學發生了超友誼的關係。這本是寄宿學校裡常見的現象，然而他在離開學校後，對男性的情慾仍有增無減。與他有過親密關係的對象，較可信的，包括詩人阿普克廷（Aleksey Apukhtin），兩人亦曾是法律學校的同學；一八七二年起，柴氏雇用一名叫索弗洛夫（Alexei Sofronov）的貼身男僕，據信其所服侍的內容亦包括肉體關係；除此之外，柴氏在莫斯科音樂院任教時，也與多位學生過從甚密：須洛夫斯基（Vladimir Shilovsky）家世顯赫，兩人亦常相偕出遊，均由學生買單；他對另一位學生札克（Eduard Zak）的愛慕則較為隱密，一直到札克於一九七三年自殺後，作曲家才藉由譜寫《羅蜜歐與茱麗葉序曲》的機會道出他對這位年輕學生的不捨；在札克後，柴科夫斯基亦曾瘋狂地愛戀另一位學生柯太克（Joseph Kotek），並因此而誕生了鉅作——《小提琴協奏曲》。最後，柴氏甚至還愛上了自己的姪兒大衛朵夫（Vladimir Davïdov） ，並且將他的第六號交響曲《悲愴》題獻給他。除此之外，他在給莫捷斯特的信裡，亦多次直陳自己的性冒險。雖然這些男子，有些可能與柴氏有過確實的感情關係，有些可能只是肉體的相濡以沫，甚至也可能只是作曲家單方面的愛慕。但不管如何，從與這些人物連結的作品來看，對照他在異性感情中的被動與不安，柴氏的確只有在同性感情中，才真正得以散發創作的熱力。
柴科夫斯基的話題性源源不絕。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具有俄語背景的學者，試圖找到更多的書信、文獻來重建柴氏生前的同性戀場景。這些考證的功夫，多半是為了釐清他戲劇性死亡的原因。根據當時的官方說法，柴氏係在餐廳誤飲一杯不潔的水，得到霍亂而死；然而坊間亦繪聲繪影地傳聞，認為柴氏係勾搭某重要人物的兒子，而被威脅終至自殺；當然，亦有人認為他係被謀殺。
在柴氏作品中解謎
除此之外，有更多的學者，試圖以他的感情世界來解讀他的音樂。較傳統的學者，傾向將作曲家在特定時間內的生命事件與創作成果連結，假設這些作品必會忠實反映出當下作曲家的心緒。因此，既然莎翁的《羅蜜歐與茱麗葉》刻畫兩大家族鬥爭下的無奈愛情，柴氏在札克自殺後所譜寫的《羅蜜歐與茱麗葉序曲》，可能就反映了作曲家在異性戀與同性戀情慾間的掙扎與破滅。至於《悲愴》，由於它是作曲家最後一首完成的交響曲，因此以慢板結尾的特殊安排，亦被視為柴氏預見自己的死亡，等於支持了作曲家係自殺身亡的猜測。
不只如此。在十九世紀的作曲家中，尤以舒曼特別熱中將人名的字母轉化為音高，成為作品之音樂主題。循此脈絡，布朗（David Brown）基於柴氏對於舒曼的崇拜，主張於一八七四年所創作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就包含了「亞陀」姓與名的開始字母。因為Des與A，在德語裡正好代表降D與A。布朗認為，這兩個調性必須以降B大調來解決，因此在這部鋼琴協奏曲裡，第一樂章知名的開頭係在降D大調，但這段主題，卻在出現兩次後即消失，整部作品的中心調性轉往降B大調。布朗將這部作品視為作曲家對亞陀事件的耿耿於懷，然而此時距亞陀的婚約事件早已五年，對照柴氏在這段時間在同性關係上的斬獲，如此詮釋的說服力不言自明。
二戰之後，女性主義與同志研究開始發展，這股潮流對音樂學的影響，結晶於九○年代初期由美國學者麥克拉蕊（Susan McClary）的女性主義音樂學論著中，尤以《陰性終止》一書為代表。麥克拉蕊自承受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影響，主張音樂的素材係社會整體之縮影。該書的第三章〈古典音樂的性政治〉以比才《卡門》的分析開始，接續至柴科夫斯基一八七七年所創作的《第四號交響曲》。她認為，柴氏在寫作這部作品不久前才觀賞了《卡門》，因此這部交響曲亦深受該歌劇的影響。麥克拉蕊以交響曲主題的風格著手：作品的開場號角聲，有如宿命般；於第27小節出現的第一主題，不同於傳統交響曲第一主題的陽剛方正，顯得紊亂、脆弱；而於第115小節由單簧管所奏出的第二主題，則「與卡門一般、風騷、狡詐」。因此，這部作品展現出作曲家對於異性戀世界的挑釁，亦看到同性戀世界的強大誘惑。
無獨有偶，另一位美國學者傑克森（Timothy Jackson），亦以《第四號交響曲》為主要對象，他使用「賢克分析法」，抽絲剝繭般地在樂曲的表層、中層和裡層之和聲結構裡，尋找同性戀身分的徵兆。對於傑克森來說，柴科夫斯基藉由「同音異名」的手法（例如降C的音高係等於B），讓《第四號交響曲》游移在兩個調性之間，宛如作曲家在兩個世界的掙扎。而作品中的三個主要調性，則又體現了柴科夫斯基—米優科娃—同性友人（情慾）間的三角關係……
永遠不凡的柴科夫斯基
研究者對《第四號交響曲》的偏好，或許是著眼於作曲家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件裡，曾鉅細靡遺地介紹這部作品的「標題內容」，讓上述研究者能最方便對號入座。不過，當研究者以作曲家的文字出發，以音樂分析證明作曲家的文字所言不假，似乎多此一舉。何況，在古典音樂傳統裡，「出版」的版本係作曲家的最終定見。既然柴科夫斯基選擇了以「絕對音樂」的交響曲樣貌呈現這部作品，將說明文字鎖回櫃裡，也就顯示了，他希望這部作品被聽見，而非「讀見」。身為聽眾，一方面理解柴氏係一有血有肉、在感情中跌跌撞撞的凡人；亦欣喜於他音樂裡甜美的不凡之處。不能忘記的是，柴科夫斯基之所以是柴科夫斯基，不是因為他愛男子，而是他筆下的《天鵝湖》、《尤金．奧涅金》Eugene Onegin等醇美樂音。普天之下的同性戀何其多，然而「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絕無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