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向蘇聯學習芭蕾，進而有計畫地加以推廣，視之為國際外交的利器。反觀台灣的有天賦的舞者，卻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
大陸和台灣的芭蕾引進和眞正的起步大致都在一九五〇年代，但由於兩岸政府對芭蕾舞的重視程度不同，而造成今天極大的落差。而這落差可從兩岸舞者參加國際芭蕾舞比賽的成績中明顯地看出來。
政府有計畫推展、民間起而效之
大陸的芭蕾應當算是蘇聯贈送的一份禮物。一九五四年，北京舞蹈學校（註）成立。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五歲，中蘇關係正處於「蜜月期」。草創之初，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當然包括老大哥最引以爲傲的精緻藝術──芭蕾舞。以「中國芭蕾之父」古雪夫（Pytor Gusev）爲首的六位蘇聯芭蕾舞專家，不但帶來了蘇聯芭蕾舞校組織體制，也引進了曾造就出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和烏蘭諾娃（Galina Ulanova）等名垂青史芭蕾藝術家的瓦嘎諾瓦芭蕾訓練體系（Vagonova System），開始了大陸嚴格而系統化的芭蕾舞訓練的歷史。
之後，雖然蘇聯芭蕾舞專家因中蘇關係惡化而於一九六〇年被遣返俄國，三個國立芭蕾專業的舞蹈學校依然先後成立。其中，上海舞蹈學校創立於一九六五年；瀋陽音樂學院附屬舞蹈學校八三年；廣東舞蹈學校九六年。此外，首間以私人名義成立的芭蕾舞蹈學校──汪齊鳳舞蹈學校──也於九三年在上海成立。
之後，隨者大陸經濟的發展，想學芭蕾的人數激增，私人芭蕾舞蹈學校也就愈來愈多。如此一來，「公」「私」並進的結果，更增強了原本就不弱的芭蕾訓練和群衆基礎。這其間雖然遭遇了文革（1966 —1976）十年浩劫的摧殘，甶於中共政府對文藝的重視和支持，大陸芭蕾的元氣很快便恢復。
大陸芭蕾舞者在文革後不久開始參加國際比賽。首開紀錄獲得名次的是上海芭蕾舞團的汪齊鳳。那是一九八〇年，參加日本大阪舉行的第三屆世界芭蕾比賽，汪齊鳳得了第十四名。八二年，同是北京舞蹈學院畢業的李存信、張衛強，分別在第三屆美國國際世界芭蕾比賽獲男子青年組第二、三名。只是當時李存信已「投奔自由」，代表參賽的國家是美國。八五年和八六年，也是北京舞蹈學院畢業的李瑩在洛桑和瓦納都獲得第一名，成爲中國人在重要國際芭蕾比賽奪金的歷史里程碑，同時也表示中國大陸訓練系統開始出現成效，逐漸邁入高水準的芭蕾的國家之林。
之後，大陸派出來的選手在世界各大比賽接二連三奪得首獎。例如，辛麗麗一九八七年在紐約的國際芭蕾比賽；譚元元九二年在巴黎、九三年在名古屋；韓波九五年在赫爾辛基；侯宏瀾九六年在盧森堡；張劍九七年在莫斯科；朱妍九八年在瓦納；紀曉嵐二〇〇〇年也是在瓦納。
此外，中國選手獲二、三名或其他大小獎項者更是不勝枚舉，讓原本爲芭蕾比賽中的「金牌大戶」──俄國和歐洲各國的選手們一一備受威脅。而擔任比賽的評審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芭蕾大師們，也不禁驚嘆：「中國芭蕾起飛了 ！」
對於經由比賽以提高一個國家在國際間的形象和聲譽，進而增加國民愛國心與榮譽感而言，大陸的決策者是睿智而果斷的。除了經常派優秀選手在國外拿獎牌「宣揚國威」，大陸於一九八五年起舉辦全國芭蕾舞比賽，更於九五年起在上海舉辦國際芭蕾舞比賽，以提倡國內的芭蕾風氣，提高整體的競爭力，和建立「芭蕾大國」的形象與聲譽。這種藉以表現國家發展精緻藝術的興趣和成就，而後經由民間文化活動來增強該國在國際藝術活動的影響力的政策，中國大陸是有計畫地進行，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外來的洋化藝術 本土發展倍感艱難
反觀台灣，由於以往的國民政府把芭蕾舞看成是「洋化」的「外來的藝術」，雖不曾禁止，也從不鼓勵。因此至今沒有一所專門的芭蕾學校，也沒有政府支持的專業芭蕾舞團。雖然曾有少數芭蕾教育者如李巧，企圖以私人的力量做一般在外國由國家擔任的工作──訓練年輕有天分的芭蕾舞者，可是，這個極富遠見和決心的計畫，終究敵不過台灣整個舞蹈大環境對芭蕾舞的冷漠和偏見，而不得不停止。台灣不乏有天賦的芭蕾舞者卻不得舞校專門的密集訓練，只能自力救濟，零星地參加過如洛桑或紐約等重大國際比賽，但從沒有任何選手進入最後的決賽，更別提獲得任何獎項了。
很可惜的是到目前爲止，台灣政界中還沒出現對藝術發展具有遠見的人物；偏偏可以改變現狀，重新分配國家資源者，便是這些政治人物。但是，政治人物缺乏精緻藝術的修養和對精緻藝術的冷感，只是忠實地反映了台灣光復以來在基礎教育上重智育、輕美、德育，導致社會價値重實用經濟、輕人文藝術的發展偏差。而在此教育制度下成長的國民，活生生表現在日常生活的，便是普遍的自私短視，膚淺庸俗，絕非偶然。以台灣今日教改的混亂，等待由改革後的教育制度中產生拯救台灣芭蕾的「救星」、「偉人」，看來希望渺茫。關心台灣芭蕾發展與本土芭蕾訓練專業化，期待有朝一日台灣芭蕾舞者能在國際比賽中獲獎者，可能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更長久的等待。
註：
北京舞蹈學校即今日之北京舞蹈學院，該校於一九七八年升格改制為學院。
文字｜陳德海 紐約大學舞蹈教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