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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隨著大英帝國傳入印度,亦留下深遠影響。圖為印度團體劇場演出《第十二夜》,背景布幕上畫著印度人打扮的莎士比亞。(臺中國家歌劇院 提供)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莎士比亞在印度╱歷史淵源

殖民母國的印記 反映社會的工具

莎士比亞與印度

在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之下,莎劇一方面成為在印度的英國人與家鄉的連結,也漸漸成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推廣英國及其文化的工具之一。英國人在印度蓋起劇院,除了為當地英國居民而演,隨著普及英語與英國文學的殖民政策,印裔菁英統治階級也漸成為劇院常客,後來印度演員也上台演出莎劇。獨立之後,莎劇成了反映社會狀況的工具,更多的人看到莎劇呈現的種種問題,如族群對立、政治紛擾、家族戰爭,都成了當代寓言的基礎。

在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之下,莎劇一方面成為在印度的英國人與家鄉的連結,也漸漸成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推廣英國及其文化的工具之一。英國人在印度蓋起劇院,除了為當地英國居民而演,隨著普及英語與英國文學的殖民政策,印裔菁英統治階級也漸成為劇院常客,後來印度演員也上台演出莎劇。獨立之後,莎劇成了反映社會狀況的工具,更多的人看到莎劇呈現的種種問題,如族群對立、政治紛擾、家族戰爭,都成了當代寓言的基礎。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知名的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視莎士比亞如英雄,他曾在一八四○年的演講裡提出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要英國人在印度帝國及莎士比亞中選擇放棄一項,會是哪一個?當時,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將印度殖民地的經營視為要務,但他認為,儘管如此,印度有一天總是會脫離大英帝國,但英國人卻離不開莎士比亞(註)。卡萊爾的說法建構於他的英雄崇拜上,不見得人人同意,但這個說法卻流傳於世,成為提到「印度與莎士比亞」常令人想起的引言。

一六一七年,在詹姆士一世支持之下,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在印度皇室(莫沃爾帝國)的通商許可,讓英國文化在印度開始流通,更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獨占貿易及後來英國的殖民擴張,在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之下,莎劇一方面成為在印度的英國人與家鄉的連結,也漸漸成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推廣英國及其文化的工具之一。對於殖民統治下的印度人而言,能駕馭代表英國文化的莎士比亞,不啻象徵了擁有與殖民者平起平坐的能力。

大英帝國文化輸入  印度演員演出莎劇

十八世紀以後,英文戲劇演出在印度益見頻繁。以與英國往來密切的加爾各答為例,一七七五年,該城市建造了一座以英文演出為主的「加爾各答劇院」(或是「新劇院」),捐助者包括當時的印度總督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倫敦知名演員暨劇院管理者蓋瑞特(David Garrick,讓莎劇在英國歷久彌新的重要人物)從英國派人至印度主持這個劇院,因此該劇院雖遠在印度,劇目卻追隨著倫敦劇場的腳步,演出劇目除了當時受到歡迎的儀態喜劇(comedies of manners,如喜來登的《醜聞學校》)等,也包括《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知名莎劇。

這樣的劇院是英國統治者為在印度的英國觀眾所建,在加爾各答劇院之後,其他大城市也陸續跟進,在十九世紀的印度演出過的英文莎劇,尚有《亨利四世》、《快樂的溫莎巧婦》、《威尼斯商人》等,莎劇與英國殖民階級的文化連結由此可見,後來隨著普及英語與英國文學的殖民政策,印裔菁英統治階級也漸成為劇院的常客。如此看來,以莎劇為代表的文學,的確成為殖民統治的輔助工具,除了可見遠從英國而來的演員在劇院演出之外,自一八一六年「印度學院」(Hindu College)成立之後,印度學生也在英國老師的指導下,開始演出莎劇。後來可見印度菁英階級仿效英國權貴資助劇院成立的模式,在一八三一年於私人住宅成立「印度劇院」(Hindu Theatre),以英文演出《朱利葉斯.凱撒》片段、以及翻譯過的梵語經典。

一八四八年,在加爾各答的英文劇院「無憂劇場」(Sans Sauci),首次由印度演員演出《奧塞羅》,成了當時的盛事之一:不須像白人演員演出奧塞羅時將臉塗黑(black-faced),這位印度籍的演員膚色便是暗的,有評論因其演摩爾人幾可亂真,擔心這樣的演出會「污染」白人為主的莎劇世界。十九世紀中期,莎劇陸續翻譯成印度不同的語言,反映出印度殖民地各種族渴望對莎劇進一步認識的心態,並於一八九三年,在孟加拉出現了以孟加拉語演出的《馬克白》。莎劇以印度的語言演出及翻譯,讓莎劇的情節安排、戲劇結構等,持續影響仿效西方戲劇形式的印語劇場發展。

獨立之後的莎劇  成了反映社會狀況的工具

即使脫離大英帝國獨立之後,英文仍是印度官方語言之一,莎士比亞在印度文化上仍有重要的地位,可由墨臣.艾佛里(Merchant Ivory)拍攝的電影《莎劇演員》Shakespeare Wallah(1965)窺知一二。電影根據的,是由英國演員傑佛利.坎斗及其家庭經營的巡迴劇團「莎士比里安那」(Shakespeareana)之真實經驗,片中可見劇團到不同城鎮之學校演出之景況,也可以看到觀眾對莎劇的反應。參與電影演出的,還包括來自於寶萊塢卡布爾家族(Kapoor family)的沙士.卡布爾(Sashi Kapoor),也是坎斗長女之夫婿。兩大演藝家族的結合,可說印證了寶萊塢與莎士比亞之相關。

獨立之後的印度,莎劇成了反映社會狀況的工具。曾與坎斗家族一起巡演的印度演員優塔伯.杜特(Utapal Dutt),曾以演出奧塞羅聞名,他在印度獨立之後,離開坎斗的劇團,自己成立了「小劇場劇團」(Little Theatre Company),先是演出如易卜生、泰戈爾、蕭伯納等人之作品,但後來便致力於以孟加拉語演出,在一九五一年推出《馬克白》,以勞工階級為主要觀眾群。這樣的草根性創作,與以英語演出、以菁英階層觀眾為主、強調莎劇普世性的莎劇截然不同,啟發印度不同的族群向莎劇借鏡,翻譯或改編莎劇,以求更貼近改編者的語境。

在東方主義、西方文化霸權、後殖民處境等論述於一九七○年代興起之後,對於印裔學者而言,莎劇在印度的搬演,成了辯證相關論述的最佳領域之一。一方面,大學英文系裡,仍繼續教授莎士比亞、讚揚莎劇中的普世性,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人看到莎劇呈現的種種問題,諸如莎劇中的族群對立、政治紛擾、家族戰爭,都成了當代寓言的基礎。同時,也有如孟買團體劇場一般,將印度原有的戲劇元素、或是如寶萊塢電影語言般的當代歌舞,放入莎劇作品中,讓不同的文化元素碰撞出創作的火花。

註:後來集結於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1)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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