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台灣人多年以來，習慣於總是被所謂的「國際」排除在外，往往難以第一時間反應「怎麼會有國際組織總部就在台灣？」這可不只是社會認知而已，還具體關係著相關法令規範與行政體制。

第一個來台設置總部的國際組織

在無處容身的法規中開出一條新路的，是簡稱為OISTAT的國際劇場組織，2006年將管理辦公室自荷蘭遷至台灣，當時的總部還稱為「秘書處」，如今一待就是20年。現任執行長魏琬容回憶當時「台灣根本沒有前例，也找不到相對應的法規，光是怎麼立案都成問題」。她進一步解釋，當時的中華民國法規針對國際組織相關規範通常分作兩類：其一，是在台灣設置分會；其二，則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者成立國際組織。「歐洲起家的國際組織總部移設來台，是沒有法規依據的，都靠前輩們四處奔走，最後是用專案方式得到內政部許可。」魏琬容說。OISTAT便在這一次次的摸索與斡旋中，在台灣生根，也讓台灣法規制度建立「接軌國際」的可行之路。

但這一切，都是在魏琬容加入OISTAT之前發生的。從小就對舞蹈與外交有著濃厚興趣的她，總被旁人叮嚀「不能兩個都要」。大學就讀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畢業後準備出國讀書，在表演研究與藝術行政之間拿不定主意，卻在此時看見紐約大學「藝術政治」（Arts Politics）學位，彷彿是為她量身訂做。取得學位後，她曾短期擔任外交部派駐邦交國諾魯參與聯合國會議的實習生，沒多久便看到OISTAT主打「文化外交」的徵人廣告。那年是2011年。她在OISTAT一待就超過15年，從基層到執行長，也見證了OISTAT總部在台灣落地生根、組織成長茁壯，更在疫情期間主動承擔挑戰的發展歷程。

魏琬容不諱言自己對於「政策與規則如何實現隱性但長遠的影響力」相當感興趣，在總部工作的這15年，也讓她有機會從基層參與到積極推動實踐。當OISTAT總部度過她稱之為「移植期」的前5年後，後續2012到2018年的「茁壯期」、2019到2021年的「疫情調整省思期」與2022到2025年的「綻放期」，都更發揮了國際組織的在地連結與跨國串連。如她所觀察到的：自2013年起，四年一度的WSD世界劇場設計展接連於英國卡地夫（Cardiff）、台北、卡加利（Calgary）與沙迦（Sharjah）舉辦，都吸引更多台灣設計師積極參與；期間TATT台灣技術劇場協會及臺北藝術大學推動主辦2017年WSD，也獲得國際劇場社群的大力支持。此外，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正式開幕前的前置作業階段，總部也協助促成與場館籌備處合作的國際論壇。

建立更深遠的國際網絡

OISTAT總部來台後，歷經3任執行長，先是劇場設計背景的張維文，接著是藝術行政背景的洪凱西，最後交到文化外交背景的魏琬容手上，也可看出總部發展的方向與企圖。早期爭取總部來台、處理法規問題，多靠前輩設計師奔走；隨著組織規模日益龐大，也需要藝術行政妥善規劃；面臨近年世界局勢變動，從疫情到政治，由劇場人（主要為設計師與技術人員）組成的國際組織，能如何發揮自身功效，則是現今更為迫切的議題。

魏琬容回憶自己自2015年接任領導職位後（先於2015年擔任營運長，2017年任執行長），兩項相當重要的工作便是「整理OISTAT組織的結構問題，提升溝通流程與匯報系統的效率」以及「因應疫情衝擊，思考國際組織該承擔的責任與任務」。以後者為例，疫情期間無法實體聚集，無論劇場演出、教學、交流會議都轉向線上進行。「各國的疫情程度不一，但我們很快發現疫情讓大家更重視國際網絡的重要性，這是非常迫切的需求。」魏琬容說。

過往國際交流，往往是各國代表分享各自經驗。如今在疫情面前，出現具體困境需要解決，比如「線上要怎麼教劇場？怎麼教燈光？」或是「學生的網路資源相對窘迫，該怎麼辦？」——也因此，OISTAT總部開辦「Education Week」，讓各國從業人員聚在一起尋求解方。原本只預計舉辦一週，卻因愈來愈多人參與，擴大到一整個月的線上交流。此次經驗，也讓魏琬容進一步深思：「在單次活動之外，OISTAT還能如何深化影響力？」

邊緣的台灣卻能帶來不該被忽視的平衡視角

令人意外的是，台灣社會向來被「國際」邊緣化的現實政治處境，在魏琬容心中，也成為總部台灣團隊的一大優勢。除了透過總部促成的台灣劇場國際交流，魏琬容更意識到「在議程設定或會議過程中，往往因為台灣人總是被忽視，讓我們更容易注意到其他被忽視的觀點」。她進一步解釋：「台灣人比其他國家代表更具有地緣政治敏感度；也因為我們並非國際強權，當現在諸多國際組織都由強權掌握話語權，我們反而能提供另一種平衡視角，反過來影響其他國家的夥伴，讓他們把這樣的視野也帶回去自己社會。」她並笑著驕傲分享，直到她在會議中發現不再總是由她第一個跳出提醒，才確信自己「做對了」！

OISTAT成立於冷戰時期東西歐壁壘分明的1968年，肩負為鐵幕兩方創造交流連結的重責大任。時間來到網際網路便利、溝通工具發達、國際交流頻繁的2026年台灣，我們又如何還需要這麼一個劇場國際組織呢？

對魏琬容而言，由台灣人參與總部運作，對台灣文化與外交無疑有相當助益。除了上述提到的平衡觀點，更能藉由總部身分「去到台灣人身分去不了的地方」，藉此在國際組織占有一席之地，想盡辦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想必這也是前輩設計師（包括訪談前驟逝的王世信）當年積極爭取OISTAT總部來台的主要動機。此外，OISTAT作為國際組織，不免也和國際局勢扣合，從疫情到地緣政治，需時時思考因應方式，因而為文化外交人才累積經驗。

文化工作像是「造流」，安靜無聲帶領眾人往前走

面對OISTAT總部後續5年的任務，魏琬容期待能像當年為法規寫下新例，讓OISTAT的台灣經驗成為某種可以借鏡的「台灣方法」。這套方法不在於單點、單次活動的成效，而更著重於國際網絡如何借力使力——即便是被邊緣化的小國家，也能透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發揮文化外交影響力，並與本國政策整合，擴大文化、教育等各環節的連結。她當然也希望，能有更多中生代台灣設計師與技術人員投入參與，延續台灣與OISTAT累積多年的關係。

「現在大家提到台灣，首先都想到台積電，稱半導體為『造山者』；我認為文化工作則像是『造流』，人們不能和水流對抗，然而只要有耐心、懂水的特性，就能造流。」魏琬容說。畢竟，往往是那安靜無聲的水流，帶著眾人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