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裡，總有股心照不宣的壓力，促使作品演出長度維持在70至150分鐘的規範內。遵循「長度攸關」的結果是，一些劇團將原本可以是美麗詩篇的作品，膨脹成了小說。對演出而言，並沒有所謂單一標準的適當長度，作為藝術家，我們必須具備捍衛作品真實性的能力。即使初吻和流星轉瞬即逝，它們也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從早、中、晚三餐，到工作上下班打卡，我們對時間有無數的預設。雖然具體細節因不同地區與不同人而有所差異，但這種以時間為單位的規律，為我們提供了秩序；即使生活中的其他事物都徹底失控，時間仍舊保持不變。
最近，我看了《李希特舒眠曲》（Max Richter's Sleep），這部紀錄片講述了李希特長達8小時的音樂作品《舒眠曲》（Sleep）的發展經過和演出過程。當目睹上百名觀眾在環繞舞台的床舖上，享受一場史詩般的公開通宵演出，我被一種深切的幸福感所折服。有些觀眾專注地聆聽音樂，有些人擁抱著他們的伴侶，或是漂流在半夢半醒之間。這場音樂會提供了悠長的時間和空間，實現了一種不同的身體實驗。這不僅僅是一場音樂會，而是一次經歷——為這個充斥著暴力和艱困的世界，提供了一個社群融合的嶄新典範。
後來，我回溯了生命中那些顛覆了自己對時間預設的時刻，在那些時刻，時間成了最舉足輕重、最能激發想像力的媒介。那些令我腎上腺素激增的時刻，像是兒時參加聖誕前夕的午夜彌撒；念研究所時，和成千上萬的白沙屯媽祖信眾一起在凌晨1點集合，準備踏上為期10天的艱辛繞境旅程。如果把這些儀式安排在一般的日間時段，將會容易得多，然而這些儀式設定開始時間的基準並非輕鬆與否，而是要增強參與者的回應，並強化他們對於「宗教體驗」的感受。
同樣地，我也記得當我還是一名年輕的劇場工作者時，接觸到某些作品當下最初的悸動。像是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的《卡山與梔花台地：一段關於一個家庭和某些人改變的故事》（1972），整部作品的演出延續了整整7天、每天24小時，在伊朗的高山上接連展開。或是行為藝術家克里斯．波登（Chris Burden）的作品《白光／熾熱》，他在紐約一間藝廊的高台上，將自己完全展示在觀眾面前整整23天，不進食，不講話，不離開。或是謝德慶長達1年的作品《打卡》（1980-81），整整1年，他持續不間斷地在每個小時的整點時分打卡。面對這些藝術家的全然獻身，令人自慚形穢，他們以身體力行的持續性作為，模糊了藝術、宗教和存在之間的界限。在這些作品當中，時間並非事後的思考，時間就是作品本身。
劇場裡，總有股心照不宣的壓力，促使作品演出長度維持在70至150分鐘的規範內。遵循「長度攸關」的結果是，一些劇團將原本可以是美麗詩篇的作品，膨脹成了小說。對演出而言，並沒有所謂單一標準的適當長度，作為藝術家，我們必須具備捍衛作品真實性的能力。即使初吻和流星轉瞬即逝，它們也將永遠與我們同在。萬物有道，萬物有時。
（本文出自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