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樂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貧民窟裡的棄兒，是非裔美國人為了反抗汙穢與悲傷，而掀起的一場快樂起義（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精神，爵士樂才會成為全世界備受機器壓迫、成規束縛的現代社會，用以紓解痛苦、化解無聊的全球型安慰劑。」
近20年來，爵士樂在台灣似乎有著蓬勃的氣象，不但台北與台中都有大型且舉辦多年的國際爵士音樂節，兩廳院夏日爵士派對也即將邁入第19屆。爵士樂團與表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台灣爵士樂手們紛紛灌錄屬於自己的專輯，金音獎與金曲獎也有愈來愈多的爵士專輯入圍與得獎，大學音樂系開始有爵士主修課程，甚至到大賣場購物都聽得到爵士樂。
但台灣經過了什麼樣的變化，才有今天的爵士樣貌呢？
時間回到100年前的美國，牙買加裔的美國評論家J. A. Rogers在他1925年發表的文章〈Jazz at Home〉中，如此評論爵士樂：
「爵士樂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貧民窟裡的棄兒，是非裔美國人為了反抗汙穢與悲傷，而掀起的一場快樂起義（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精神，爵士樂才會成為全世界備受機器壓迫、成規束縛的現代社會，用以紓解痛苦、化解無聊的全球型安慰劑。」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幾個重點：首先，爵士樂是非裔美國人掀起的快樂起義；其次，爵士樂是全球性的；最後，爵士樂可以讓人逃脫現代社會的壓迫，並化解無聊與痛苦。如此看來，似乎很符合現代人對爵士樂的認知與想像。不過，爵士樂發展了100多年，形式與風格都有了很大的變化；而每一代的台灣人對爵士樂的看法也可能稍微有點不同；另一方面，殖民主義、地緣政治、與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可能是影響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要素。因此，本文將梳理在不同時空下，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軌跡。
日治時期：摩登的跳舞時代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將台灣建設為南進基地，將明治維新以來所接受的近代西方文明輸入台灣，現代都會的雛形因此慢慢於各城市形成，而爵士樂（ジャズ）也如同其他西方文明如留聲機、咖啡店、百貨公司、體育活動等被帶入台灣。
1925年，由於電氣錄音技術的進展及資本不斷地湧入，使得日本的留聲機與78轉唱片產業大幅擴張，而當時，也正是爵士年代方興未艾的時候，許多歐美正紅的樂團如Paul Whiteman、Fletcher Henderson等，都曾出現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的唱片公司銷售廣告，ジャズ音楽（爵士音樂）、ジャズバンド（爵士樂團）、ジャズソング（爵士歌曲）等名詞紛紛出現。不過，相較起由國外輸入的「洋樂」，更多在台灣銷售的爵士歌曲是由日本生產的「日洋混血歌曲」，即翻唱外國歌曲並搭配日文譯詞，這樣的爵士歌曲捧紅了不少當時日本的爵士歌手，如二村定一、天野喜久代、川畑文子等。其中二村定一，更與井田一郎所率領的爵士樂團來台巡演，佳評如潮。
由於留聲機價格昂貴，並非一般平民老百姓消費得起，因此留聲機音樂會與在廣播節目中播放78轉唱片，就成了傳播爵士樂的途徑之一。台北放送局（JFAK）等廣播電台從1929年到1937年止，便經常播放爵士唱片，其中也曾包含Duke Ellington與Benny Goodman的唱片！
在1920、1930年代，爵士樂是現代化及全球化的都會象徵，也與當時的休閒娛樂密不可分，例如社交舞、Revue或歌舞雜耍表演及有聲電影。當時著名的女魔術師松旭齋天勝就於1925年帶領Dixieland爵士樂隊到台灣進行多場演出，場場爆滿。各地也經常有不定期的爵士與舞踊大會，其中，1932年在台北獲得經營許可的跳舞場有兩家，分別是台灣人經營的「同聲俱樂部」與日本人經營的「羽衣會館」，兩者皆有所屬的爵士樂隊駐場表演。而1930年由Paul Whiteman交響爵士樂團擔綱演出的音樂電影〈King of Jazz〉，更在台灣獲得許多回響。
縱觀爵士樂在日治時期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主要跟日本雷同，都是標誌著摩登的概念，此時所輸入的爵士樂也以當時席捲全球的流行文化為主，如Paul Whiteman的唱片與電影。而爵士樂及社交舞所帶來的兩性接觸，突破傳統的新鮮感讓年輕人趨之若騖，卻也飽受衛道人士的批評。不過，爵士樂在台灣的熱潮，隨著戰爭局勢緊張而從1940年開始漸漸消失於檯面上，後來更被冠上「敵性音樂」之名，遭受取締，直到二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