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這篇書寫邀約時，得知獲得的字母是「R」，要談「劇場中的權利」，於是突然好奇為什麼「R」是「權利」，我想應該就是「Right」吧！但為何「右邊」是「權利」？又為何是「正確」？查資料的時候，知道右邊與西方信仰的關係，但我加上了自己的想像，讓這個詞更具有畫面：當投票的時候，人們舉起慣用手右手作為同意票；又或是舉起手在抗議現場表示反對現況，作為自我權利的爭取。有人將手舉起來表達了自己贊成或反對，這是我對「Right」的想像，要舉手才會獲得屬於自己的權利。
請問，有沒有便當？
我剛接觸劇場的時期，是現在所謂「小劇場運動」的後期，那時我常常在許多為各種社會議題倡議的小型劇團演出。由於住在家裡沒有房租的經濟壓力，覺得自己可以幸運地降臨在這個世界，能夠以一點點能力為這個社會付出，其實是開心的。以致於演出都不會很在意工作費，常常一個演出下來，可以獲得一個簡單的便當，和劇組一起吃就很滿足。而慶功宴更是那時在排練高壓期，鼓舞整個劇組的動力。還記得有一年我計算自己整年度的收入，大約是6萬吧，那是在我離開每個月3萬2的軟體工程師之後的幾年。
有次我在一個經常為弱勢發聲的劇團，擔任小型呈現的導演。即將演出的前兩個小時，問製作人前輩便當什麼時候來，還記得她原本平淡的臉，突然將眉毛轉成八字眉、嘴巴噘起來，苦臉的表情說：「因為這個計畫沒有通過補助，所以沒有便當。」我這才知道，原來有演出不但沒有演出費，連便當都沒有。有便當不是理所當然，看著演員們的表情，自己感受很懊悔，如果一開始就說清楚，就會有心理準備或是不參與。而這段經驗就成為了後來在藝創工會做的論壇劇場《請問，有沒有便當？》，為的是未來不要再有懊悔的我。
簽一份「對」的合約
而在以工會理事的視角觀察了藝文領域兩年之後，發現合約在台灣，尤其是藝文界非常不盛行，除了不習慣之外，有聽過一種說法是，寫合約會把很多事情說死了，如果之後演出盈餘多了也不方便分給大家。相信讀者們一定知道這個說法的結局，演出沒有砍人事費就萬幸了，怎麼可能有盈餘？
又或是另一種更具夢想的說法是，藝術作品的誕生過程，充滿著那些無法被言說、文字的事物，而那些事物正是藝術工作者一直被吸引的，因此，應該把重點放在那些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而不需要糾結於此。的確，就像這篇文章，並不是將兩萬多個中文字任意選一、二千字就好，許多構思、連結的過程，都是無法被外界或是語言文字可以理解，而那就是人的美好，這要如何「約定」？只是，一個藝術作品的產製過程中，並不全都是無法言說的；用另一個角度來看，要是連語言、文字如此低階，可被理解的範疇都無法約定，那麼應該要如何談到那些更高更具理想、無法被制定的？
在這幾年也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這個身分雖然是別人的員工，但有時候也是別人的雇主，也會因為各種原因而沒有時間和腦袋，好好作一份合約給一起工作的夥伴。所以合約範本在實務上是一個軟性的方式，讓更多想對創作夥伴更好的單位，可以有一個簡單方便的依循。隨著合約範本每年的釋出改版，也從不少劇團的朋友們得知，他們劇團開始使用合約範本作為自己的合約標準，非常令人欣慰。
只是還是有許多團體或藝術家，使用自己慣常使用的合約，然而那裡面往往都是規範乙方，卻忘記自己也有責任。於是在一次大型演出的合約糾紛中，我們發現簽合約很好，但如果簽到糟糕的合約，那可是比沒有簽還慘，這也就成為了工會製作《請問，可以幫我簽個名嗎？》的契機，不但要讓藝文工作者有意識簽合約，而且還要仔細看裡面的條文，才不會被賣掉都不知道。
舉手的力量是強大的
在參與工會的幾年中，聽聞許多不公不義的事，早期我們會主動為那些受到委屈的藝文工作者籌備行動，但是當許多行動準備好，真的要和機構、單位公開對話時，當事人卻改變主意，選擇息事寧人。當然，改變的原因百百種，我們不會也不該逼迫他們站出來，但我們終究不是當事人，旁邊的人或單位再有能力，也無法代表當事人作任何決定與選擇。
結構，之所以是結構，不是因為被少數人所制定出來的，而是許多人共同構築出來的。當自己應得的而不去拿，爽的就是別人。而不該我們做的事卻不拒絕，苦的都是自己。所以如果要處理結構問題，至少要有人指出問題所在。就像身體一樣，當肩膀願意告訴大腦它酸痛的時候，身體就會知道自己要調整姿勢坐好。
很多時候，壓迫者並不是有意識地壓迫，而是不知道，原來自己的方便卻將麻煩外部化，而造成他人的困擾或成本吸收，甚至是違法。然而，受壓迫者一旦意識到自己也是有力量的時候，就會知道當事人舉起手的力量是最強大的。
但是當對方是惡意且仗勢欺人時，工會就是後盾了。除了在法律上提供資源協助外，也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背後有很多夥伴支撐，讓他們有足夠的底氣，不用害怕整個結構及整個環境。因此，只要當事人願意現身為自己爭取權益，工會就會全力協助，無論是合約、薪資、著作權，甚至是權勢性騷擾。因為 Right 是理應得者，是舉起手告訴別人自己想要的以及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