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4：當政策將資源導向下一代觀眾，我們要如何建構出他們接觸、觀看、想像表演藝術的路徑？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這句曾深植人心的廣告詞，道出了一個世代對音樂教育的想像。而合唱，作為以人體為樂器的藝術形式，更是音樂教育中獨特的存在——當每個人的身體就是樂器，使得合唱成為最易親近、卻也最考驗團隊默契的音樂形式。
自9年一貫課程試行後，音樂課被納入「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比例取決於各校師資。108課綱實施後，這個趨勢更明顯。從1989年創團至今，台北愛樂少年及兒童合唱團走過35個年頭，見證了台灣兒童音樂教育的變遷，財務長劉葳莉觀察：「現在小朋友在學校接觸到的音樂課，多以欣賞為主，識譜與專業曲目的訓練明顯減少。」
這樣的變化讓音樂教育更普及，但專業標準逐漸下降。孩子若缺乏面對挑戰與練習的過程，便難以想像更高的藝術境界。教育體系之外的專業團體，如台北愛樂，於是成為銜接政策與實務教育的中介者，既維持專業門檻，也創造更友善的啟蒙環境。
從4歲開始，讓舞台成為學習現場
面對環境變化，台北愛樂選擇從更早的年紀扎根，將招生對象下探至4歲，抓住聽力訓練的關鍵期。孩子們透過遊戲與手勢建立音感，逐步進入合唱的世界。
每半年的展演讓孩子站上舞台，學習面對觀眾與燈光。從小體驗舞台，不只是訓練表演技巧，更讓他們理解藝術是一種現場的交流。台北愛樂也帶領團員參與國家級製作，並赴歐洲、美洲演出，讓孩子在不同文化中感受藝術的多樣風景。這些經驗，正是建構「未來觀眾」的重要養分，也就是說當孩子成為懂得欣賞與思考的觀眾，藝術的傳承才有持續的力量。
文化部推動的文化幣政策，試圖鼓勵年輕世代走進劇場。台北愛樂行銷經理劉宜欣認為：「這項政策有進步，但仍需優化。」隨著制度調整，近年文化幣的使用率確實提升，尤其在國際合唱音樂節期間，但執行上仍有挑戰。
未成年觀眾常需家長協助訂票，現場驗票流程繁瑣，「這些都是第一線行政人員的壓力。」劉宜欣坦言。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文化幣是否真的觸及原本不會走進劇場的孩子？「使用文化幣的觀眾，多半本就有看演出的習慣。」她說。
若政策要培養新觀眾，應思考如何吸引沒有藝術背景的家庭。這需要教育端、藝術團體與政策端三方協力，讓文化幣不只是折扣券，而是開啟想像的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