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4：當政策將資源導向下一代觀眾，我們要如何建構出他們接觸、觀看、想像表演藝術的路徑？
唱歌集音樂劇場（後簡稱唱歌集）是深耕高雄的團隊，不過這幾年，幾可說是跑遍全台——且不只是劇場，而是直接勇走校園，進行宣傳講座，介紹音樂劇的迷人。如果說劇場的定義之一，就是創造人與人相遇的地方，那麼他們這幾年的行動，似乎就是用一種復古的情懷，延續劇場的價值。
手機帶他們走向世界，卻走不進劇場？
目前距離最遠的一場，大概是2025年的夏天，團長身兼演員的詹喆君，為宣傳在宜蘭演藝廳的演出《以為是BL結果是BFF》（後簡稱《BL》），而跑到宜蘭蘇澳的高職進行講座。
現已2025年了，連國小生都有手機的年代，難道社群媒體的力量不會快得多嗎？然而，「快速」不代表「深入」，非得走到人的面前你才會看見人的需求。比如說，詹喆君自嘲：「唱歌集是一個『攻擊性』很強的團隊，講座結束以後如果還有時間，我們其實會留在現場教同學一步一步，告訴他們如何買票、如何申請文化幣⋯⋯」
嗶嗶！說到這裡，警示燈出現，問題來也。
詹喆君表示，當團隊接洽的群體年紀愈小，會發現行為能力愈低。手機彷彿能夠帶領學生走向世界各地，然而現實生活中，卻彷彿連離家最近的劇場都走不進。「有的國中生可能連自己的信箱都沒有，所有申請步驟從頭來過。或者是，同學聽了真的非常非常想看戲，不過要等家裡同意才可以來，我們就站在那邊陪他傳訊息給家長。」
離開舒適圈的代價
與其問他們為什麼要做到這一步，倒不如說這是團隊打從一開始就渴望達成的目的：「讓藝術成為所有人的日常，而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若是如此，作品就永遠不能只是待在特定年紀的舒適圈，必須勇敢地往其他領域去開拓。
事實上，這也是詹喆君當初毅然決然從美國的歌劇生涯中吿一段落，轉而回到故鄉台灣。在2009年的高雄，仍被人稱作「文化沙漠」，她的野心很明確——團隊不僅做創作，也要成為一道橋、一個孵育新星的平台。因此，詹喆君在樹德科技大學任教的同時，一面培育表演人才，同時也不會放過任何校園講座的機會。
又，這幾年因為製作人Julia（詹喆雅）的加入，從內而外的理清團隊的發展脈絡，並且還有音樂家張清彥駐團確定。此黃金三角的組合，幾可說是囊括教育實業、行政管理、藝術創作的三大保證，或許也是唱歌集這幾年更為人所知的原因。
然而，讓我們把問題拉回最實際的地方來談——行動是否總能與收穫成正比？團隊的勤勞是否能夠獲得等價的肯定？
從經濟效益的層面來看，甚至不用製作人把年度報表攤出，大家也能約略想像，如此耗費人力、交通成本的行動與移動，橫豎都行不通。
雖說如此，唱歌集的土炮精神正是動用在這個地方。
他們不是想要創造藝術圈的經濟奇蹟，而是在奇蹟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發生的狀況之下，還是願意為了一兩個孩子而唱而演、把戲帶離他們近一點的地方。詹喆君分享：「當時收到宜蘭演藝廳邀請，其實第一時間我們就知道這樣拉過去演出，不管怎樣都不可能會賺錢，只是賠多賠少的問題。」之所以去，只是因為Julia的一句話：「可是我們當初做《BL》這齣戲，就是希望和更多青春期的孩子對話，難道宜蘭的孩子不是孩子嗎？」
Julia最知道詹喆君的軟肋，這樣一戳，再遠的地方還是收拾行囊整裝出發。（題外話：為了省高鐵錢，宜蘭演出一結束，兩人便自行開車從宜蘭返回高雄，熱血與幹勁的背後，是靠演完後得開車超過5、6小時的體力在支撐）
如果這也能讓你快樂就太好了
都做到這樣了，團隊當然得想辦法達成彈無虛發，所以每回宣傳都火力全開。
有時講座前發下的紙本資料，還是劇團夥伴一張張用訂書機裝訂的文案介紹及訂票連結。Julia自嘲：「就是因為這樣，張清彥都說我們是南部小土團。」
這麼土的行動，有時候連學校老師都認為不會有成效。
他們回憶，某次《呱於醜小鴨變成搖滾巨星的那件事》到嘉義演出，為校園宣傳跑去布袋國小。雖然同在嘉義縣，不過布袋國小到演出地點、位於民雄的「表演藝術中心」，光開車也需要40分鐘，Julia說：「當時老師說他可以協助我們發DM，不過也說應該不太會有人去，因為真的太遠了。」結果布袋國小竟成為最多人購票的學校之一。
到底是藝術無法走進更遠的地方，還是遠處總是有被小看的行動力呢？
再談到他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次看見一個小女孩拿著校園講座上拿到的DM，牽著自己的爺爺走進劇場，而父親專程開車把這一老一少給送來。詹喆君說：「那個爸爸可能不知道我們在演什麼，只說女兒在學校聽到了、想來看，所以帶她來，又擔心小孩沒人陪，所以讓爺爺跟著一起進來看。」
其實很難定義成效是什麼，成敗是什麼。讓一個從未走進劇場的孩子靠近，算不算一種成功？讓一個孩子開始對音樂劇有所期待，算不算一種肯定？
詹喆君沒有回答，她只是帶著同一句話，到各個學校都是以這樣的話來開場：「今天，我要介紹一件讓我感到非常快樂的事，如果也能讓你感到快樂，那就太好了。」
簡直像是早年日本漫畫的熱血情懷，深情真心，以這樣的意志持續向遠處探去。
